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山西巡抚蔡懋德在抵抗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渡晋北上的过程中，自缢于太原。由于其在担任山西巡抚期间驻守平阳，后还师太原，致使山西全陷，包括《明史》在内的官方史料和明季稗史，都给予苛责，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通过对明末相关史料中关于蔡懋德的记载进行梳理考证，以期了解其在甲申之际的活动轨迹。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山西巡抚蔡懋德撤守平阳，北上太原。蔡懋德撤离平阳后不久，李自成大军东渡黄河，攻占平阳，随后占领太原，并于次年推翻明朝。从时间关联上看，蔡懋德撤守平阳成为明王朝迅速败亡的重要诱因。有鉴于此，后世许多史家批评蔡懋德撤离平阳的行为，并把蔡懋德的撤防行为看作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目前对蔡懋德的研究仅见陈支平、刘婷玉的《明末蔡懋德事迹考辨——（明史蔡懋德传）补正》一文，该文发表于《明史研究》2010年第十一辑。作者在该文中对蔡懋德的改姓经历、性格特征和任职山西的事迹进行了考辨，对《明史》的记载进行了补证，但对蔡懋德的生年缺乏研究，对蔡懋德返旆太原的深层原因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蔡懋德在平阳驻防情况以及撤守的原因进行进一步探究，以期深化对明末山西历史的研究。
蔡懋德生年及升任山西巡抚原因探析
蔡懋德，字维立，号云怡，江苏昆山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九日。关于蔡懋德的生年，清朝官修《明史》没有记载，但明末清初的历史文献有一些记载，比如，魏禧所作《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传》中载：“公生万历丙戌九月九日，”抱阳生所作《蔡忠襄公懋德小纪》也记蔡懋德出生于万历丙戌九月九日。由此可知蔡懋德生于万历丙戌年，即万历十四年（1586年），而蔡懋德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八日自缢殉节，去世时的年龄应为五十九岁。但是《明季北略·蔡懋德太原死节》记载：“（蔡懋德）万历丙午举人，时十八岁耳。”万历丙午年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据此推知蔡懋德应生于1589年，也就是万历十七年。这就是说，关于蔡懋德生年，明末清初的文献有两种不同记载，究竟哪种记载更为可信？我认为魏禧的记载应该比较准确，因为魏禧与蔡懋德二子方嬉、方炳为挚交，又尽读蔡懋德所作之书，所以魏禧对蔡懋德生年的记载应该准确。《明季北略》中仅载蔡懋德中举的年龄，没有准确记载蔡懋德出生的年份，故不予采信。
蔡懋德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授职杭州府推官。夭启年间，因治行卓异，蔡懋德被召入京，历任礼部仪部主事、祠祭员外郎。因为蔡懋德不交结同乡首辅顾秉谦，也不依附阉党势力，所以他屡遭排挤。崇祯初年，蔡懋德升任浙江右参政，他设计将太湖巨盗屠阿丑擒获，获得“懋德知兵”的称赞。因平盗有方及多年在外供职的经历，崇祯十四年（1641年）冬，崇祯帝提升蔡懋德右金都御史，巡抚山西。在赴任前，“帝问其何以治山西盗贼？对曰：‘盗之起皆由民穷，臣任抚绥，当使穷民有饭吃耳。然爱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愿正己率属，俾民不为盗。而臣无可见之功，不愿杀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崇祯十五年春，蔡懋德抵任太原，并在府衙门前题“愿闻己过，求通民情”八字，时刻劝勉自己，兑现赴任前对崇祯帝的承诺。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蔡懋德正直耿介、不阿权贵，在升转巡抚之时，他本可避祸趋福，转任浙抚，却放弃转升之机，远赴山西。据魏禧所记“会浙江、山西巡抚缺，两省士大夫皆欲得公，然山西危疆，浙内地，非奥援不可得。有欲贷公金以赂政府者，公不听，遂奉巡抚山西命。”时人陈正龙在与蔡懋德来往信札也言及此点，“浙民无福，晋民得天，总属王民，亦复伺恨？又或者浙远而晋近，天将留祖台于神京之侧，拥护吾君。读《召对记》，语语是平日心中欲为之事，今日身上必行之事，固宜感动。”不难看出，山西地处危疆，蔡懋德廉洁自守、甘冒风险选择上任，实属不易。而其友陈正龙对蔡懋德抚晋一事虽温言劝慰，但言辞之间更多的是钦佩之情。
蔡懋德撤离平阳原因探析
由于蔡懋德早年曾多在地方担任要职，并有屡次平盗的经历，因而在赴任之前，崇祯皇帝特赐召对，并赐馔及银币，以示宠渥。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蔡懋德抵任山西后，针对山西局势破败的情况，他积极着手整饬，开讲会、察官吏、捕盗贼、抚叛兵，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山西官员因循成风的倾颓局面。此时“闯贼已陷河南，将窥秦晋”，山西与河南隔河相望，晋南地区岌岌可危，起义军随时有渡河北上入犯山西的可能，蔡懋德于是移师平阳，以便指挥平阳防守事宜。
驻师平阳时间考。据《明史》载：“十六年冬，自成破潼关，据西安，尽有三秦。十二月，懋德师次平阳，遣副将陈尚智扼守河津……懋德以疲卒三千，当百万狂寇。”从上述记载看，蔡懋德南下驻师平阳的时间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但是，这一记载是不准确的。
《平寇志》载：“（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壬寅（十二日），高杰至绛州，山西巡抚蔡懋德招杰兵共击贼王老虎，大破之，获步骑万人。”从地理位置看，绛州属平阳府，在平阳之南。崇禎十六年十一月，蔡懋德会合高杰部将聚集在绛州的贼寇剿灭。因而，我们可以初步断定蔡懋德到达平阳的时间不迟于十一月。《石匮书后集》的相关记载也可佐证蔡懋德南下驻守平阳的时间早于《明史》所记载的“十二月”，如《蔡懋德列传》载：“至癸未（崇祯十六年）夏，方撤防四省。及秋而闯贼临河矣。（蔡懋德）拜疏南驰，驻防蒲泽，会督师孙传庭以数十万众败于潼关，三秦瓦解。”由此可知，蔡懋德驻防蒲泽的时间应当与孙传庭败于潼关的时间相近。而《流寇死事诸臣列传》中载：“十月，贼一只虎陷阌乡，趋至潼关，获督师大纛，贼以纛绐守关者，乘间突入，潼关陷……传庭没于军中，失所在。”据此可以判断，孙传庭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兵败被杀。那么，蔡懋德南下驻防平阳的时间很可能在崇祯十六年十月，而非《明史》所载的“十二月”。《明史》虽然为官修正史，但“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杂众手而成之”。相比而言，《平寇志》和《石匮书后集》的成书年代早于《明史》，而且张岱和彭孙贻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经历了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作为亲历者，二人著作的史料来源与采撷要比《明史》更为原始、可信。
平阳府为晋南要地，它“南通巴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蔡懋德驻守平阳既可以防河于北，阻遏河南农民起义军对山西的窥测，又因平阳以西，以黄河为天堑可以阻止李自成出关抢渡。蔡懋德南下驻守平阳之前，就根据山陕之间沿河的地理形势，对李自成起义大军可能的入晋路线作出预测，“下流则由蒲坂趋平阳；中流则由延趋汾、晋；上流则由楼烦趋宁武。”因此，他与镇守宁武总兵官周遇吉商议，沿河分兵扼守，防止起义军渡河入晋，这点建议得到周遇吉的首肯后，蔡懋德将防河计划致书朝廷，“贼众而攻，我散而守为本策，命周遇吉扫宁武之众，率宣、云诸将，以兵拒之于河。”。由于蔡懋德的防河计划需要藩王的财力支持，而封藩平阳的西河郡王和交城郡王因王府财匮而暗中掣肘，蔡懋德的防河计划因缺乏财政支持而难以落实。虽然蔡懋德制定的防河计划落空，但是李自成大军进攻山西的脚步并没有放缓。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大军攻陷潼关后，刘宗敏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的名义向山西各府县发布檄文：
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秋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献缚，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玉石不分，悔之伺及！
按檄文所言，农民起义军军号称五十万，而驻师平阳的兵力仅为三千，负责平阳守卫事宜的山西巡抚蔡懋德不得不改变之前的分兵防河的计划，提出合兵进剿的建议，他于是急忙上疏求援，“贼势猖披，畿辅阽危，万难画界自保。今日之失，正在贼聚而攻，我散而守，是以处处无坚城也。请发禁旅，并调真、保大营，宣大二抚与臣合兵，尚可背关一战；否则畿辅以西恐成破竹之势矣！”但是，蔡懋德奏请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不仅宣府、大同两地的援兵未至，就连邻近的真定、保定的兵力也未向平阳聚集。蔡懋德的上疏之所以未引起朝廷对平阳防守的重视，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与地方信息传递滞后；二内阁大学士和兵部官员为逃避弹劾而故意隐瞒军情。山西战局形势瞬息万变，中央对平阳防守的忽视，使得蔡懋德的防河计划流于空谈。
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之际，作为山西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蔡懋德，面对来势汹汹的农民起义军，积极部署防河事宜，并亲赴平阳指挥军事作战，依靠所属三千弱卒，苦力支撑山西战局，“公独立支吾，以三千弱卒，当数十万强寇，日往来奔走于二千五百里之间，惟以精忠至诚感动将士，犹败贼于大庆渡，再败之风陵渡，三败之吉乡渡。贼屡犯屡却，坚壁守着四阅月。”山陕之间二千五百里河防，蔡懋德在内无外援的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力多次击败起义军的窥渡，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山西倾颓的军事局面。
还师太原考。明亡前夕，农民起义军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之时，蔡懋德返旆太原，随后李自成大军占领平阳，攻克太原，并于次年三月攻陷北京。因此蔡懋德撤离平阳，似乎成为导致明朝迅速败亡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一些史学家对蔡懋德撤离平阳提出批评，那么蔡懋德为何撤守平阳？究其撤防平阳的原因，史料记载大概有三种说法：一为晋王手诏退保太原说；二为岁暮还师说；三为保德、岢岚告急说。
持第一种说法者如《明史》：“时太原汹汹，晋王手教趣懋德还省。十八日，懋德去平阳。二十日，贼抵河津，自船窝东渡，尚智走还平阳。二十二日，贼攻平阳，拔之。尚智入泥源山中。二十八日，懋德还太原。”此外，《明亡述略》也持相同的看法，“晋王以书促归太原，自成遂陷平阳。”许多历史文献都把晋王手诏蔡懋德还师太原作为其撤防平阳的原因，《明通鉴》和《怀陵流寇始终录》等均有类似记载，不再赘述。另外，明朝崇祯十七年的官方文献对蔡懋德撤离平阳的缘由也有所披露，据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四日《兵部为钦奉圣谕秦晋会剿事》，保定巡抚徐标奏称：“贼十二月十八日从河津县地方过河，陷有数处，情形近真，该抚按一无确报，数不可解，防兵寥寥，抚按俱退而入省，以保护藩封为名。”该官方文件披露蔡懋德撤离平阳的理由是北上保卫晋藩。按照明制规定，文武官员战时擅自撤离防区是大罪，蔡懋德得不到晋王北上的手诏断然不敢撤离防区。因而，我们可以断定：一定是晋王先令蔡懋德北上救护，然后蔡懋德才敢撤离平阳。出于避讳，兵部奏本没有明言晋王手诏蔡懋德北上，只是委婉地表述为“以保护藩封为名”。
持第二种说法的史料是《国榷》和《平寇志》。《平寇志》载：“（十二月）戊寅，山西巡抚蔡懋德屯平阳，以岁暮还师太原，闯贼勒兵人山西。”《国榷》中也以岁暮还师太原作为蔡懋德撤离平阳的理由，但两书均缺乏细节描述，只以年关将近为由作为还师借口，难以立据，姑且作为一说。
最后需要着重探讨的是第三种说法，即保德、岢岚告急说。持保德告急说的文献有《明季北略》、《小腆纪年附考》和《石匮书后集》，但记载均寥寥数语，如《小腆纪年附考》称：“以保德帅性急，（蔡懋德）归镇省城。”《石匮书后集》载：“至冬保德州告急，（蔡懋德）驰归省，守城。”徐鼐与张岱为修养极高的史学家，在采撷众多文献中仅用数语便下结论，其原委参考当时奏本即可印证。据时任宣大总督王继谟奏本《兵部为飞报河东紧急贼情事》载：“流贼于本月（该月指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已过河东、保德州地方等……保德居民遥见隔河□□□□□鹤哄传。”据上述记载，保德州已在十二月初十为起义军所扰，由此可见徐鼒与张岱所言不虚。保德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界大山与岢岚州为邻，西隔黄河与陕西府谷相望，北与河曲接壤，南与吕梁兴县毗连。由于保德州三面群山为之屏障，一面大河为之襟带，位于晋藩北部，一旦保德州陷落，晋藩也就无险可守，岌岌可危。出于自身安危考虑，“晋王手教趣懋德还省”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這是蔡懋德还师太原的深层次原因。持岢岚告急说的史料有《甲申朝事小纪》、《绥寇纪略》和《魏叔子文集》。其中以抱阳生的《甲申朝事小纪》为代表，其文载：“贼初破潼关，则平阳为急。比榆林、延（安）、绥（德）继陷，则岢岚烽火相接，势不得不返顾根本，岂得以不去平阳为公咎欤？”抱阳生认为，由于太原北部的岢岚州告急，蔡懋德不得不北上保卫太原，撤防平阳不应该成为蔡懋德的罪状。吴伟业也认为蔡懋德还师太原纯属无奈之举，《绥寇纪略》云：“晋抚蔡懋德初以贼兵蒲坂，提所将三千人专备平阳。既而岢岚告急，不得已反顾太原。”耐人寻味的是，诸多文献并未言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是否与保德、岢岚二州守军有过正面交锋。当时身处晋地，亲临战局的傅山在所撰《霜红龛集》中明确指出：“公（蔡懋德）闻贼从保德州过河，遂自平阳北还，非也。贼实无从保德渡河事，贼既渡河入蒲。晋王恐，实以书速公归，公亦以太原藩封会城，且第归守之图后效，其情也。”通过以上考辨可知，蔡懋德之所以返旆太原，是因为晋藩北部的保德和岢岚告急，但是实际上李自成大军并未对保德、岢岚采取军事行动，只是由于封藩太原的晋王贪生怕死、闻警即恐，出于自保才手诏懋德归镇太原。在平阳防守的蔡懋德在得知晋王告急的令旨后，不得以撤离平阳，返师太原。蔡懋德撤离平阳实属奉命行事，而非畏敌避战。
既然蔡懋德撤离平阳是奉命行事，那么，为何许多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还批评蔡懋德撤防平阳？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时任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弹劾奏疏的影响。
蔡懋德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十八日撤守平阳后，于二十八日归镇太原，时任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以蔡懋德走后李自成大军渡河入晋为理由上疏日：
“晋河二千里，平阳居其半。抚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遽尔平阳返旆，贼即于明日报渡矣。随行马步千人，即时倍道西向，召集陈尚智叛卒，移檄各路防兵援剿，乃不发一兵。岁终至省，臣言宜提一旅，星驰而前，张疑声讨，尚冀桑榆之收，无如不听伺？贼日遣伪官，匝月余郡皆失，是谁之过欤！”
按汪宗友所言，李自成大军是在蔡懋德撤守平阳之后渡河入晋。但是实际上，汪宗友所言并非属实。据《流寇志》载“庚辰（十二月）十七，闯贼兵至河津，自沙涡副将陈尚智走还平阳。”也就是说，蔡懋德撤离平阳之前，起义军就已渡河入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先锋部队就先期攻占了山西的南部州县。另外《甲申传信录》也载：“癸未（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贼至安邑，烧西门城楼之屏。安邑知县抗贼不降，跳入井中。贼钩出杀之，城陷。”这再次证明蔡懋德撤离平阳前山西南部州县已经陷落。极为关键的是蔡懋德本人的奏疏也证实了此观点，在《邱世邦文集》中收录的《蔡公防河奏疏后序》中载：“及闻督师兵败，十月初一由泽州驻满，十一月二十四日贼至吉州壶口渡河，遂移平水中处，十二月守南告急，又遂兼程北上。”可以肯定，蔡懋德北返太原之时山西南部州县就已经陷。因此，汪宗友弹劾蔡懋德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那么汪宗友为何在奏疏中诬陷蔡懋德？这是因为他曾催促蔡懋德撤守平阳北上，而弹劾蔡懋德则是为了推卸责任，委过于人。关于这一点，汪琬在其所作《前山西巡抚蔡忠襄公墓志铭》可以证明。汪琬记载曰：“太原复告急，宗友以书促公归卫晋阳，王亦请救于公，使者前后相望，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守平阳、汾州，亲引千人馳入太原。公既归，宗友遽出走，而贼遂从平阳渡河而北矣。已宗友在道，闻之以己之促公归也，俱得罪，谋委之公。以自解露章，诬劾公不援平阳状。”通过以上考辨，汪宗友的一面之词也就不足为信。既然汪宗友上疏内容不实，那么以汪宗友奏疏为依据的《明史》等诸多文献记载对蔡懋德的苛责也就显得单薄，不可尽信。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八日太原失守，蔡懋德怀揣着对明王朝的忠诚与王学信仰，自缢于三立祠。弘光政权建立后，为激发忠义，礼部尚书顾锡畴奏请给予蔡懋德恤典，由于顾锡畴与权臣马士英相隙，马士英“以公不守河为失策”为借口，拒绝给予蔡懋德全套恤典，因此蔡懋德仅赠谥号“忠襄”。平阳的陷落、明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蔡懋德个人行为所能左右的。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时任山西巡抚胡宝瑔以官方身份致祭蔡懋德，祭文云：“公守河贼不渡而祸内作，公还则内祸息而贼即渡。是守河亦失，不守河亦失，必败之道也，岂人力所能为哉？”历史是公正的，胡宝琼对蔡懋德的客观评价足以告慰忠臣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