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乐记》集儒家音乐思想之大成,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音乐美学专著。然而因无确切史料可考,《乐记》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虽经学界半个世纪有余的激烈讨论,至今仍未能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其中有两种观点最具影响:一说战国时期的公孙尼子当为《乐记》作者;二说《乐记》是由西汉的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共同编纂而成。本文就此两说的讨论择其要点进行综述,为《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乐记》 作者 成书年代
《乐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部完整的音乐美学理论专著,它不仅集儒家音乐思想之大成,而且荟萃了先秦以来其他学派音乐理论的学术成果。《乐记》涵纳的美学思想相当丰富和精辟,它所论述的不仅仅是音乐问题,实际上还包含了整个文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来看,它有不少论点和见解至今仍有审美价值和借鉴作用。因此《乐记》至今仍是一部极具研究价值的音乐思想文献。要深入研究《乐记》的美学思想,其作者及其成书年代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对其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定位,直接决定了《乐记》在中国美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
《乐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由于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史料能够明确证实,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争论极为激烈的问题。就我所知,目前存在以下几种意见:一说是战国中期的公孙尼子所作,郭沫若、杨公骥、杨荫浏、董健、周柱铨、周来祥、金钟、吕骥等相继赞同公孙尼子为《乐记》作者这一说;一说是西汉的河间献王刘德,蔡仲德先生坚持此种说法。除此之外,周柱铨说:“今存《乐记》为刘向校先秦古籍所得。”①孙尧年说:“《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儒家论乐的综合著作,主要为荀子学派的作品。”②吴毓清说:“《乐记》实由汉儒编纂而成……它的成书年代应在汉初或秦汉之际。”③朱光潜指出,《乐记》“是某一派师徒积累一些过去流传下来的思想资料而成的”。④在这些观点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前两种观点,即战国时期的公孙尼子和西汉时河间献王刘德。因此我主要介绍关于前两种观点的争论。
郭沫若首先提出战国时期公孙尼子作《乐记》之说,他根据《隋书·音乐志》、《史记正义》,认为“今存《乐记》取自《公孙尼子》”。⑤郭沫若的主要根据有两条:一是《隋书·音乐志》所引沈约《奏答》中“《乐记》取《公孙尼子》”一句;二是张守节在《史记正义》所说:“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其中,郭沫若根据《史记正义》多引皇侃的言论,以为张守节此说“大体根据皇侃”,并进而说:“皇侃与沈约为同时代人,两个人的说法正可以为互证。”虽然郭沫若认为:“今存《乐记》,也不一定完全公孙尼子的东西,由于汉儒的杂抄杂纂,已经把原文混乱了。但主要的文字仍来自《公孙尼子》。”针对《乐记》有部分文字与荀子《乐论》、《吕氏春秋》、《易·系辞》基本相同的情况,郭沫若说:“与其谓《乐记》出于‘剿袭’,毋宁认《乐论》、《吕览》、《易·系辞》诸书之出于剿袭之为宜。”杜国痒、杨公骥⑥等都同意此说。周柱铨虽然认为今存《乐记》当为刘向所校,但其主要作者仍应该是公孙尼子,《乐记》当成书于荀子之前,晚于魏文侯时期,针对之前有人认为《乐记》为汉时刘德所作,周柱铨认为刘德亦作《乐记》,但今之传本非刘德之《月记》而已。⑦
随后,蔡仲德发表《〈乐记〉作者问题辨证》⑧和《与董健、周来祥、吕骥同志商榷——〈乐记〉作者问题再辩证之一》⑨两篇文章,针对董健、周来祥、吕骥等人论文中肯定《乐记》作于荀子之前而提出的论据逐一进行辩驳,他认为“《乐记》取《公孙尼子》”、“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之类的说法都不足为据,公孙尼子作《乐记》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第一,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说一样,《奏答》此说也没有提出任何依据,也只是一种揣测。第二,《奏答》既说“《乐记》取《公孙尼子》”,又采用《汉书·艺文志》刘德作《乐记》一段文字,而未加以否定,岂非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再者战国前没有私家著作出现。第三,《乐记》思想是孟子“性善说”的继承与发展,而公孙尼子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与《乐记》思想不符。第四,孟子以前的儒家都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而《乐记》则有“霸王道杂之的”的意思。第五,《乐记》文字比之《吕氏春秋》更为精妙,所以《乐记》当出于《吕氏》之后。第六,《易·系辞》原文流畅通顺,而《乐记》虽模仿《易》却文意不通,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第七,《乐论》文字主体明确,层次分明,前后连贯,一气呵成,而《乐记》则有的篇名题意不甚切合,有的前后文意不相连属,牵强附会,捉襟见肘,所以《乐记》当抄袭《乐论》。因而得出结论:(1)《乐记》的成书年代不是在先秦、战国初,而是在西汉武帝时期;(2)《乐记》的著者不是战国初儒家公孙尼子,也不是“西汉杂家公孙尼”,而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3)刘德作《乐记》时,曾广泛采用《周官》及诸子论乐文字,其中有些文字采自《公孙尼子》,但更多采自荀子《乐论》等;(4)《乐记》成书后,其中十一篇由戴圣于汉宣帝时编入《礼记》,流传至今,即今存《乐记》,此后又有人将该十一篇收进《史记.·乐书》,也流传至今。举此同一说的还有修海林。修海林在《〈乐记〉音乐美学思想试析》⑩一文中也称“关于《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自然不可违避。笔者赞同《乐记》成书于西汉的观点,采用其编著者为‘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这样一种经过周详考证后得出的结论。”
随后周柱铨发表《〈乐记〉续考——兼与蔡仲德同志商榷》,{11}试图证明《乐记》成书于荀子之前的战国时代,其主要根据有:(1)《乐记·乐本》中的一段涉及当时社会现状的论述与《墨子·非乐》中的一段文字极其相似,含有鲜明的战国色彩;(2)由《乐记》中礼乐行政四者并举一说,认为《乐记》受早期法家思想影响,而荀子则受晚期法家思想影响,因此《乐记》当出于荀子《乐论》之前;(3)《乐记》能完整地概括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较之春秋时期更加先进,并明显吸收春秋至战国时期礼乐思想,继而系统化、完整化。基于此周认为《乐记》产生于战国时代,而且对于《乐记》不可能是刘德所作提出如下论据:(1)蔡仲德引《汉书·艺文志》中一段记载:“《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人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这足以证明《乐记》为刘德所作乃是断章取义。(2)此段文字可证明先汉已有音乐理论存在。(3)蔡仲德认为“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只是传本不同,而对此进行论证时却只是在玩文字游戏,没有可信服的论据。(4)《乐记》因其内容可得出其作者当为音乐实践的参与者,甚至是创作者,刘德不是。(5)《乐记》中还未有“天人感应”思想。
针对上文,蔡仲德发表《答周柱铨同志——〈乐记〉作者问题在辨证之二》,{12}对周柱铨的观点作答:(1)《乐记·乐本》中论及社会现状的文字是对历史的记录而不是现实的反映。(2)对于《乐记》受法家思想影响之说论述不足为据。(3)《乐记》论述与政治关系及其礼乐思想都可以是在汉延续下去的,所以更无说服力。对于否认刘德所作的论述,蔡认为,第一,不是断章取义,引文并非全部对说明《乐记》作者有用,只取有用之言;第二,先汉有没有音乐理论存在和是否有儒家音乐经典存在是两码事;第三,“与禹不同”,通读全文即可发现确是传本不同而已;第四,刘德不是音乐实践者,从何得出?第五,“天人感应”在《乐记》中已明确出现,《乐记》之天人合一思想为典型汉儒思想。
随后,吕骥又作《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13}指出:“《乐记》二十三篇是公孙尼子的著作。”其据一,根据《韩非子》和《圣贤群辅录》记载,“历史上确有公孙尼子”,“我认为《韩非子·显学篇》中的孙氏应该指的即是公孙尼子”;其据二,“《乐记》是一家,《王禹记》是另一家”,“公孙尼子的《乐记》和《王禹记》乐事的书性质根本不同,《乐记》不可能是刘德所写;其据三,“公孙尼子的理论全部有自己的体系,和荀子不同,《荀子》虽有专门论和乐的文论,但并未将礼和乐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论述”,“如果说公孙尼子《乐记》中讲的礼,注重于社会生活中礼的作用和重要性,荀子在《礼论》中则更多地注重礼仪”。
随后吕骥《〈乐记〉理论探新》{14}一书于1993年出版。吕骥在该书中仍坚持公孙尼子作《乐记》的观点,否定刘德作《乐记》说。这之后,阴法鲁发表了《读吕骥同志新作〈〈乐记〉理论探新〉札记》{15}一文,对吕骥所提出的观点基本上给予肯定。伍雍谊在《〈〈乐记〉理论探新〉读后》{16}一文中也认为:“吕骥同志在《探新》一书中,通过多方面的考证,以及将《乐记》与荀子的《乐论》及人性观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乐记》是公孙尼子所作,公孙尼子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儒家人物,他写作《乐记》大约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初。《探新》一书对这方面问题的论证有比较可靠的依据,推理是合理的,由此做出的判断也就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修海林在《吕骥新作?刍〈乐记〉理论探新?酆讨论述评》{17}一文中谈道:“关于《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历来是一个繁难多绪、众说纷纭的问题。即使从事《乐记》的研究者,也少有能通究其中之理的。吕骥在书中‘辨明作者不是刘德,是公孙尼子’,虽承前人一说,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对于西汉刘德成书说,吕骥在书中对《汉书·艺文志》所记‘《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以及班固在书中对儒家著目录的记述方式,在文献的理解和研究上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蔡仲德继之发表文章《〈乐记〉作者再再辨证与吕骥先生商榷》。{18}蔡仲德认为,首先,吕骥所引用的例证在涉及“八儒”中关于“公孙氏”是否“传乐”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明,吕骥在论述时是用“我想”二字,因此不足为信。其次,根据《汉书·艺文志》,刘向《别录》有关史料可以肯定《汉书·艺文志》乐类所列“《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均经刘向校阅,均为刘德所作,是同一《乐记》的不同传本。最后,吕骥说之所以认为《乐记》不存在抄袭《荀子》的可能性,则是因为吕骥对《乐记》和《荀子》两篇文章都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不能得出正确结论。赵玉卿在《“三本乐记说”辨——与阴法鲁先生商榷》{19}一文中也认为:“在关于《乐记》的作者问题上,本文支持蔡仲德先生的观点,《乐记》的作者只能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一批儒生;刘向校书所得二十三篇《乐记》与《王禹记》两个传本的不同是指篇数及文字上的略微差别,而不是指内容与作者的不同;《乐记》取《公孙尼子》之说是不成立的。”
其后在2005年,孙星群发表文章,{20}他根据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篇对照《乐记》内容,例证《乐记》出自战国中期。自此,《乐记》的作者究竟是公孙尼子还是刘德,抑或另有其人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不过《乐记》乃是儒家之作,且其中体现出的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则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对于《乐记》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目前尚未能得知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作者问题涉及《乐记》在百家派系中的归属,成书年代又涉及《乐记》的历史价值,涉及它反映的社会存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审美等问题,因此,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周柱铨.《乐记》成书年代、作者及评价问题.人民音乐,1980,(07).
②《乐记》论辩.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11,第1版:148.
③《乐记》论辩:320.
④《乐记》论辩:185.
⑤《乐记》论辩:223.
⑥分别在《〈乐记〉论辩》:19,23.
⑦《乐记》论辩:97.
⑧《乐记》论辩:1.
⑨蔡仲德.与董健、周来祥、吕骥同志商榷——《乐记》作者问题再辨证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03).
⑩修海林.《乐记》音乐美学思想试析.音乐研究,1986,(02).
{11}《乐记论辩:342.
{12}蔡仲德.答周柱铨同志——《乐记》作者问题再辨证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02).
{13}吕骥.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中国音乐学,1988,(03).
{14}吕骥.《乐记》理论探新.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8.
{15}阴法鲁.读吕骥同志新作《〈乐记〉理论探新》札记.音乐研究,1995,(01).
{16}伍雍谊.《乐记》理论探新读后.人民音乐,1994,(07).
{17}修海林.吕骥新作《〈乐记〉理论探新》讨论述评.人民音乐,1994,(07).
{18}蔡仲德.《乐记》作者再再辨正——与吕骥先生商榷.中国音乐学,1989,(04).
{19}赵玉卿.“三本《乐记》说”辨——与阴法鲁先生商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01).
{20}孙星群.《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5,(03).
参考文献:
[1]《乐记》论辩.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11,第1版.
[2]周柱铨.《乐记》成书年代、作者及评价问题.人民音乐,1980,(07).
[3]蔡仲德.与董健、周来祥、吕骥同志商榷——《乐记》作者问题再辨证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03).
[4]修海林.《乐记》音乐美学思想试析.音乐研究,1986,(02).
[5]蔡仲德.答周柱铨同志——《乐记》作者问题再辨证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02).
[6]吕骥.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中国音乐学,1988,(03).
[7]吕骥.《乐记》理论探新.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8.
[8]阴法鲁.读吕骥同志新作《〈乐记〉理论探新》札记.音乐研究,1995,(01).
[9]伍雍谊.《乐记》理论探新读后.人民音乐,1994,(07).
[10]修海林.吕骥新作《〈乐记〉理论探新》讨论述评.人民音乐,1994,(07).
[11]蔡仲德.《乐记》作者再再辨正——与吕骥先生商榷.中国音乐学,1989,(04).
[12]赵玉卿.“三本《乐记》说”辨——与阴法鲁先生商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01).
[13]孙星群.《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