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在初步了解了一下其他系统的情况后，李福泽迅速向北京报告了情况，并召集参试单位带上有关资料到基地司令部参加紧急会议，分析火箭的确切去向。非正式参试单位“154”站也被通知参加会议。
周恩来从北京接连打了三次电话，询问火箭到底掉在什么地方了。他显然非常着急，但他知道国防科委和基地同样着急，因而在催促赶紧找到火箭下落的同时，又安慰说：“你们抓紧时间把火箭落点找出来。不要太紧张，万一真打到国外了，我也已经做好了去莫斯科说明情况的准备。请务必找到这枚火箭。”
“154”站的何荣成、李肇基、潘培泰等人赶到基地会议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屋里挤满了人，都是基地的部长、处长、科长，还有各站的站长们。气氛十分紧张，大家全都站着，只有李福泽一个人坐在那里，闷头抽烟。
“李司令，这几位同志是‘154’站来的，他们来汇报有关落点情况。”调度参谋杨国良把何荣成几个领到李福泽面前。
“去，把钱副主任也请来，一起听听。”李福泽依然很严肃。
钱学森进来后，何荣成便把他们通过“154”系统观测到的情况详细作了汇报，然后十分肯定地说：“火箭在一级关机点出了故障，落在离发射阵地大约680公里的射向上，我们认为没有飞出国境。”
听了何荣成的判断后，大家的目光转向钱学森。
钱学森与何荣成讨论了大约半小时，最后轻轻点了一下头，认可了他的判断。会议室的紧张气氛立刻轻松下来。
李福泽见钱学森点了头，便让何荣成把汇报的情况写下来，然后走出会议室给北京打电话去了。
基地副参谋长江萍向何荣成交代：“你回去休息一下，然后赶到F号机场，有车接你。你和另外几名同志乘飞机去寻找导弹残骸。”
第二天凌晨4点半，何荣成和另外三人赶到机场，登上了一架伊尔14飞机。上了飞机后，何荣成发现，机组人员中除机械师是男的外，其他几人全是女的。她们穿着飞行皮夹克，英姿飒爽，既威武，又漂亮。飞机在预定区域上空搜索了三天，毫无结果。何荣成的心里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第四天下午，飞机降低了飞行高度，仍在预定区域上空搜索。起飞不久，一位女飞行员突然叫何荣成过去，指着地面上一个物体说：“前边那一堆黑的，还有点发亮的那个，你看是不是导弹残骸？”
何荣成顺着女飞行员指的方向，很快就看见了那堆东西。他请求飞行员把飞行高度再降低一些。飞行员立刻降低了飞行高度，而且在那堆东西上空盘旋了几圈。
何荣成他们完全看清了，那一堆东西就是导弹残骸，还能看清一、二级没有分离，全掉在了一个沙丘的旁边。飞机立即用无线电将落点通报给了地面搜索部队，地面搜索部队即刻出发奔赴现场。
第一、二级中远程导弹飞行失败的原因很快就找到了，是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了故障，导致二级未能点火而自毁坠落。
也就是说，这枚火箭的一、二级根本就未曾分离，钱学森他们看到的那朵白云，实际上是爆炸引起的气流冲击，而非二级分离状态。
这枚火箭飞行失败并非偶然。从一开始，二级中远程导弹的质量就很不稳定，尤其是电器部件毛病最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为了减轻导弹自身的重量，中远程导弹控制系统的电器件基本上趋于小型化，把过去的大接头改成了小接头，插件小型化以后质量都没有过关，很不稳定，有些接插件、导线、接头等根本就不合格。另一方面，中远程导弹的研制正赶上特殊时期，管理制度被严重破坏，生产环境非常混乱，再加上生产研制本身就不太过关，第一批小型化后的零件和老的插接件很多都不吻合，不配套。按说，零部件不配套根本就不能组装，然而，由于时间紧急，硬是往弹上装。实在不配套不吻合的，就拿电烙铁焊。
如此生产，导弹打丢不足为奇！
任新民作为中远程导弹和“长征”1号火箭的总设计师，他的工作重心本来是火箭发动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对付一大堆中远程导弹的电路图上，每天晚上都研究到深夜。有人曾经问过他：“你在打中远程导弹时，在靶场上最苦的是什么？”任新民回答说：“就是全弹在测试中，电器、电路控制系统毛病最多，拿下这一关不容易。”
1970年1月30日，第二枚两级中远程导弹再次竖立在高大的发射架上。
能不能把“东方红”1号送上太空，当初确定的“上得去”任务能不能完成，关键在此一举。
正值寒冬季节，戈壁滩上寒风刺骨，观看发射的人群全都站在空旷的露天地上，焦急地等待着试验结果，早已忘记了寒冷。
“点火”令下达后，导弹在烈火的托举下，呼啸着拔地而起，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此时，钱学森、任新民以及所有的人最为关注最为担心的，就是两级火箭能否正常分离，这是此次试验成功与否的标志。
突然，天空爆出一个火团，云烟散去后两个黑点清晰可见，两级火箭分离成功。片刻，落区又传来消息：导弹高精度击中目标。发射场上欣喜若狂，一片欢呼。
飞向太平洋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研究发展地地战略导弹问题，决定研制洲际地地导弹，并下达了主要战术技术指标。按照中央的要求，洲际导弹要在1970年试飞，1973年定型。
中央专委会议之后，国防科委随即组织七机部和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和部署，决定由一院副院长屠守锷主持进行洲际地地导弹的方案论证，担任总设计师。
屠守锷是浙江湖州人，1917年12月5日出生。父亲是小职员，挣钱不多，但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在父亲的支持下，屠守锷在家乡读完小学后，便先后进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就读。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江浙一带最好的中学。1936年，屠守锷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屠守锷随校南迁，并转入西南联大航空系改学航空专业。大学毕业后，屠守锷考取了去美国的公费留学，在1941年夏天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并于1943年顺利获得硕士学位。然后，他应聘进入布法罗寇斯飞机公司做工程师。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一胜利，屠守锷立即辞去在美国的职务，回到祖国。屠守锷先在西南联大担任副教授，从事航空技术的教学与研究。1947年，升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1948年，解放前夕，他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党。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的时候，清华大学航空系独立成为北京航空学院，屠守锷在航空学院担任系主任，继续从事航空工程技术的教学与研究。1956年，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将，把屠守锷调往钱学森领导下的国防部五院，担任研究室主任，进行导弹火箭研究，是创建中国航天事业的元勋。
屠守锷接受了洲际导弹研制任务之后，立即着手组织有关专家和单位进行方案论证工作。工作才刚刚一年，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便开始了，科研、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举步维艰。
1968年初，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屠守锷主持制定的洲际导弹初步设计方案总算拿了出来。这是一个设计先进的方案，在制导技术、推进技术、结构材料、发射和飞行试验等方面都大胆地采用了最新技术。先进技术的采用，足以保证这枚洲际导弹在运载能力、制导精度和可靠性等方面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但是，这些新技术大多缺少预先研究，这使得洲际导弹在研制初期遇到的技术难题非常多。副总设计师梁思礼后来回忆说：“洲际导弹的诞生，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各种难题的过程。”
在1970年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之前，七机部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上，对于洲际导弹的研制有些力不从心。1969年，根据国际风云的变化，中央再次重申了加速洲际导弹的研制。遵照中央的指示，国防科委和七机部从1970年开始，决定加快洲际导弹的研制进程。七机部军管会提出，要在1970年10月1日之前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国庆节献礼。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让上海航天部门也同时进行。
上海方面提出了“701”大会战的口号。北京火箭研究院的人一看，都憋着劲要和上海比试比试，提出了“705”大会战的口号。虽说让北京、上海同时都搞洲际导弹也并非一点道理没有，但是，在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和规章制度本来就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再让南北两地你追我赶，而且还采用“大会战”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势必会造成严重的质量问题，不但不能加快研制进程，反而会拖延进度。
作为总设计师的屠守锷，当然知道这种为了向国庆节献礼而一味加快进度的做法是违反科学的，但他很无奈。
由于赶进度，前一阶段应该完成的工作没有做完就带着问题向下一阶段转，把问题都积累到了总装测试阶段。在过去，一个型号的总装测试一般只需一个多月的时间即可完成，而这次洲际导弹却花了100多天。
开始，洲际导弹的总装测试由梁思礼主持。梁思礼争分夺秒，昼夜加班，连续干了50多天，终于累倒了，被送进了医院。没办法，军管会又紧急把另一位副总设计师王永志抽调出来，由他主持继续把总装测试搞完。
虽然前期工作做得比较粗，但在总装测试阶段，工作做得还是很认真的，而且补做了本来应该在前期做的一些试验。
到1971年6月，第一枚洲际导弹总算达到了出厂要求，准备运往酒泉发射场进行低弹道飞行试验。但是，由于前期工作做得太不充分，虽经总装测试阶段的艰苦努力，这枚导弹的质量还是不算太好，属于勉强达到要求。因此，当研制人员兴冲冲地准备前往发射场时，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发话了：“这枚弹测试的次数太多了，像人一样，已经老了。我看不如另准备一枚去做飞行试验。”
王秉璋所代表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为慎重起见不宜冒险发射。但研制人员认为：这枚导弹虽然在地面测试的时间长了一些，但各系统工作协调，测得的参数也在合格范围之内，可以用来做飞行试验。飞行试验是在更真实的环境下考验所采用的新技术能否正常工作，早暴露问题总比晚暴露更好一些，因而力争出厂，进行发射试验。
领导说“不打”，研制人员要求“打”。
就在双方陷入“胶着”之时，1971年6月2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了屠守锷、王永志等人的汇报，亲自出面进行了协调。（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