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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古生物地层专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国际上著名的古生物学与古地层学泰斗之一,被誉为中国地层古生物学的“活字典”。他带领中国地质学者不懈努力,把国际学界称为“大金钉子”,作为全球唯一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标准层型的地层剖面确定在中国。他桃李满天下,培养的学生英才辈出,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就是他的学生。喜庆百岁诞辰时,总理专门给他写信祝贺。他就是潮人的骄傲、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杨遵仪。
从报馆校对员到耶鲁研究院高材生
杨遵仪1908年10月7日出生于广东揭阳县洋淇寨内村(现属揭东县登岗镇)一个清寒的基督教家庭。他先后在潮州、澄海和汕头等地的几个教会学校念完小学,又在英国人办的教会中学华英中学(现汕头市第一中学前身)上了3年初中。后因该校停办,又无钱就读别的学校,只好辍学在家。“为了挣钱糊口,我还曾在汕头的《大新潮》报社当过校对员呢!” 杨老对当年在汕头求学、工作的这段经历记忆犹新(这是2005年杨老在接受汕头客人采访时所说的话)。晚上,杨遵仪在报社搞校对,白天,他就在报社负责人办的大中中学(现汕头市第四中学前身)学习。由于读书认真勤奋,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前列。高中毕业后,杨遵仪留校当了英文教师兼图书管理员。
眼睁睁看着外国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杨遵仪痛恨不已,他把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现实归因于国家的经济落后,由此萌生了学经济的愿望。1929年夏天,杨遵仪考取了上海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第二年,又慕名考上了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系,继续学习经济学。然而,当权者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让杨遵仪越发觉得学习经济学前途渺茫。第二年,他就转到地学系学习,由此定下了他奋斗终生的方向。
为了支撑自己的学业,杨遵仪找了一个校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报酬是一个小时两毛钱。杨遵仪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主科的重要参考书。他先后选修法语、旁听德语,后来还学会了俄语,借以提高阅读国外文献的能力。杨遵仪的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就的《中国地质文献目录》,这是中国地质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这本书被当年北平研究院评为1933年度地质矿产获奖论文,成为后来地质工作者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毕业后,杨遵仪留校当了两年助教,1935年,他考取了美国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于1936年9月赴美耶鲁大学 YaleUniversity 研究院,学习古生物学及地层学。1939年,杨遵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被耶鲁大学接纳为荣誉学会会员。
中国地层古生物学的“活字典”
学成耶鲁,杨遵仪面临去留的选择。当时,祖国正遭受日军铁蹄的蹂躏。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当年秋天,杨遵仪毅然回到了祖国。经前辈孙云铸教授介绍,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兼该校地质系系主任和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1946年10月,杨遵仪到清华大学地学系继续任教。
祖国的需要就是无声的命令。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地质学院成立,杨遵仪是建院的负责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副总务长、专修科主任,水文系、石油系、地质测量及找矿系、地质系主任等职,是北京地院担任过最多系主任、在位时间最长的老教授。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对我国北祁连山、南祁连山、贵州中部、青藏高原和华南等地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这些地区的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的基础,并为地质勘探提供了重要依据。
1986年,杨遵仪和另外两位院士合著的英文版《中国地质学》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的地层部分由他撰写。这是继李四光教授1939年《中国地质学》之后,又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地质概况的力作,深受国内外地质界的重视,被认为是中国地质研究史上的又一项重大贡献。80年代以来,杨遵仪着力于国际课题二叠——三叠系界线的研究,成为中国二叠系、三叠系对比的引路人。他组织领导了中国的“国际地质对比规划”项目的研究工作,为把国际学界称为“大金钉子”,作为全球唯一的标志性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地质史上两个重大世代的交界界线)标准层型剖面确立在我国浙江长兴煤山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地质界争得了荣誉。“从中国地层学来说,学问最博的恐怕要数他。从古生物来讲,他是见识最广的一个古生物专家。他是中国古地层生物学的活字典。”这是杨遵仪的开山弟子、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殷洪福院士对恩师学术研究特点的简要概括。
一生多开拓,桃李满天下
“人生百年,贵在抓住光阴,做人、做事、做学问,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做出成绩,方无愧于天地人。”这是杨老对世纪人生的感悟与总结。1956年,杨遵仪主导编著了我国第一本高等学校古生物学教材。1960年,他和同事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专业”。1962年,在国内首次开设了“生物地层学”课程。他先后讲授过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生物地层学和古生物学专题讲座等多门课程。在长达77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批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其中就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殷洪福院士,中国探月计划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等等。
“杨老是我最敬佩的师长。他有两点非常突出:助人为乐,乐观主义。他乐于支持年轻人成长,培养学生丝毫不带个人目的。杨老对学生很宽松,总是放手让你独立去做。在他面前,老学生们很自由,见着他都敢于发表意见。”说起杨老师,殷洪福院士满怀敬意和感激。
殷洪福院士至今还记得,1957年至1958年间,他正在读研究生。为了帮助他和教研室其他助教提高英语水平,杨老和他的元配夫人徐增蕙义务执教,在家里给他们上英语课,同时还提供水果。在2007年恩师的生日庆祝会上,殷洪福院士还提起自己当年出版研究生论文时的情景,其间需要中英文同时提交,当殷洪福拿到导师修改过的英文论文,又是惭愧又是欣喜——自己的内容剩下不到一半,字里行间全是老师修改的痕迹。正是这篇处女作让殷洪福在地质学界一举成名。对此,殷洪福无限感慨:“这样的修改比自己重新写一遍都难,现在很难再找到杨老师这样的人了。”
几十年来,杨遵仪牺牲了自己的很多时间、精力,义务当外语教员,为别人修改、翻译了数不胜数的外文论文稿,为提高中国地质界的外语水平和学术论文的译文质量,为使我国地质科学的新成就能够如实地介绍到国际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每言及此,他总是淡淡地说:“做教师就是要培养人才,这点事情是我能够做的,我很愉快,也愿意做,没有什么。”
“乐观、宽容”是杨遵仪经常为人称道之处。
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杨遵仪那时五、六十岁,正当盛年,本是再出成果的黄金时期,但却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关“牛棚”,挨批斗、抄家、下放工地劳动全都有份,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折磨。然而,杨遵仪泰然处之,乐观而不消沉。后来拨乱反正,给他平了反,对以前整过他的人,他一点也不计较。他的宽大为怀深受大家爱戴,威信很高。
杨老的外孙女朱樱与他同为耶鲁校友。在朱樱眼里,杨老是“世界上最酷、最谦虚、最宽宏大度、最善良的外公”。“他研究的是几亿年的化石,对于他来说,人类的历史,也包括我们,50年也好,100年也好,和整个地球的演变过程来比较,就是1秒、几秒,甚至是千分之一秒的概念,所以他对很多事情,尤其是物欲、名利,都看得很淡、很淡。”
杨老的房子好多年没再装修了。“杨老的生活很俭朴,袜子、衬裤补了又补,出门总舍不得打出租车,还挤公共汽车,或者就骑单车。但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都会慷慨解囊。”杨老的夫人李晓珍女士告诉我们:“当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奖,15万元奖金还没拿到手,就已和我商量,决定要捐5万元。”
上90岁了,杨遵仪外出活动还骑单车。2000年开始,家人就不再让他骑了。“工作起来从没感觉年龄、精力的界限。我的精力还很足,走路还是很快的。其实单车现在还能骑的,小意思!”“我身体很好,没问题,没生病!”杨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非常乐观、自信。夫人李晓珍悉心照料着杨老的日常生活。据她介绍,杨老每天的作息很有规律,三餐的胃口都很好,荤素都吃。由于北京的天气比较寒冷,一般就只在家里活动活动,或坐在沙发上听听音乐、看看电视。他还经常阅读英、德、法文版的专业书籍、报纸。
温总理致信祝贺恩师百岁大寿
2007年10月7日和26日,杨遵仪百岁华诞庆祝会分别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自己的恩师发来了贺信,对杨遵仪院士为中国地质科研和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信中说:“47年前您是我的老师,今天仍然是我的老师。我将永远以先生为榜样,像先生那样做人、做事、做学问。”这是一位大国总理给恩师的亲笔贺信,深情殷殷。同时对他为中国地质科研和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先生的高尚道德和优秀品质,诚为科技界的楷模。”
诚如总理在信中所赞扬的,杨老“淡泊名利、乐观豁达、谦虚谨慎、待人友善”,他的高贵品质光风霁月。2007年10月26日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那场庆祝会上,2000多名师生与杨老一起分享了百岁寿辰的喜悦与福祉。主席台上,这位发白如霜、身着大红色唐装的百岁老人始终挺直腰板站立着,微笑着向22名获得杨遵仪奖学金的年轻学子一一颁奖,当每位学生向他鞠躬致谢时,他又坚持一一回礼。22次鞠躬回礼赢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今天你们以地大为荣,明天地大以你们为荣。”杨遵仪发表讲话,只见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纸,摘下眼镜说:“这次来地大心情非常激动,55年前与毕业于清华、北大的老师们一起共同创建了学校,今天我为学校走出了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数十名院士,为身在地大而感到自豪。” “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有把自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生命才会有价值,一生才会有作为,才会活得有意义!”他表示,自己将一如既往地为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作出贡献。现场,掌声再次热烈响起。
谈起在北京和武汉举行的两场百岁华诞庆祝会和温总理的亲笔贺信,杨老非常愉快,也非常谦恭:“没什么值得提的,是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不敢当,不敢当!” “衷心感谢大家来为我庆贺生日,同时这也让我感到很不安,过去我做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将来我还将一如既往去做。”
杨老十分关心母校和家乡的发展
2005年初冬时节的一个下午,汕头客人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教师宿舍区一幢普通楼房,拜访了时已届97周岁的杨遵仪博士。一听是家乡人,杨老马上用潮汕话聊了起来。“杨老,您说潮汕话吗?” 汕头客人问。“当然会说潮汕话啦!”杨老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我可是典型的、土生土长的潮汕人!”他用乡音饶有兴味地回忆着自己求学、从事科研教学的奋斗历程。在采访过程中,这位德高望重的院士盛意拳拳,不断询问有什么可为桑梓出力,对家乡的眷恋、深情溢于言表,并亲笔赠言祝福家乡。
作为汕头市第一中学的校友,杨老十分关心母校的发展。那一天,翻阅着母校的有关资料,杨老久久不愿释手。听着母校的有关发展规划,杨老频频点头予以赞许:“Wonderful!(好极了!)”。由于年事已高,杨老多年未回家乡。那天,他斟酌再三,满怀深情地写下了祝语:“祝家乡人民生活幸福!祝家乡兴旺发达!”
2006年1月15日,杨遵仪在北京参加了汕头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潮籍乡亲迎春座谈会,听了市领导关于汕头去年经济社会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他为家乡发展取得新的成绩感到欢欣,同时十分希望能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是我能为家乡做的,一定义不容辞!”
近几年,尽管年事已高,但杨老仍继续关心、关注家乡的发展。通过阅读潮汕各级报纸,他了解到,家乡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汕头市上下正在为汕头崛起、为建设粤东城镇群中心而努力奋斗。“我为汕头取得的新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家乡发展得越好越快,希望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这是我一贯的心愿!”
2009年9月17日凌晨,杨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