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日益深化的社会革命与科技革命，同时也孕育着可能成为未来世纪更伟大的人类革命先导的美学革命。人们正逐步意识到，这场新的美学革命的突破口，可能就在人类学与本体论的交叉处。然而，人类学是一门大学科，本体论又有各种类型，美学的学科定位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类学与本体论，究竟应该在什么层次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美学是三大学科达到“一门科学”水平的自由人类学
我国美学理论从传统形态转向当代形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确实是在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上。蒋培坤的《当代美学研究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注1)、翟墨的《审美观念变革中的美学定位》(注2)，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许多卓识，拙文深以为同。然而，两文共持的美学“既不属于自然科学学科，也不属于社会科学学科，而是属于两者之外的第三学科，即人文学科”的基本观点，在方法论上一开始就重蹈了传统美学单科突进的学科定位法，其结果是“新突破”还是旧视野、是“大转型”还是小变换，应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连连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人们曾预言将美学从哲学的思辨王国中拉回到以精确的事实和实验为根据的自然科学基础上来，将会引起一场“自下而上的美学革命”。必须承认，以心理定量分析为手段的“实验美学”、以自然科学的研究准则为典范的“科学美学”乃至直接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技术美学”，都曾扩展了美学研究的领域，推动了美学研究的进步。但是它们都未引起带根本性的美学革命，都远未解决美的本质问题。我国美学界，特别是社会实践学派在20世纪下半叶两次美学大讨论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用社会科学的原则、方法、手段也不能穷尽美学的全部问题。美学的社会科学定位，只能称之为审美社会学。于是在20世纪进入其尾声时，人们又纷纷把美学突破的希望寄托于一向为人们忽视的人文科学。这里有着时代与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然而全部问题在于如何科学的理解、界定人文科学。按照蒋、翟两文的提法，人文科学是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者之外的第三学科”，美学的学科定位应是这种“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如果用这种排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界定人文科学，如果用这种完全置身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外的人文科学作为美学的学科定位，可以预见美学将象前两次单科定位一样，将再一次落得个无根可系，“无家可归”。
正因为人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然、社会，人文性不等于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简单加和，所以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可以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群。同时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离群索居，离开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人类性、人文性只能是空洞的抽象，所以，人的科学的两大部分——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不能不首先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交叉性，使这三门相对独立的科学具有内在的同一性。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自然、社会、人未来的发展趋势预测：“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注3)这是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注4)所以研究人及人的社会历史的科学，将是广义的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同时随着人所掌握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强大，自然界日益人化，“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变成“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注5)这种“人化自然界”或“人类学自然界”，就不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是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随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能力无限提高与“自然人化”范围的无限扩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的科学这三门原来相对独立、部分交叉的科学终将生长成日益吻合的“一门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是帮助人类认识必然、获得自由的武器。三大科学相互作用、互相交叉、逐步吻合为“一门科学”的过程，正是人类认识与把握自然必然性，取得对自然的自由，成为自然的主人的过程；正是人类认识与把握社会必然性，取得对社会的自由，成为社会的主人的过程。同时，也只有在取得对自然与社会的自由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在整体上超越动物式的感性必然性的束缚，上升为自由的审美人。实现了人类三大自由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6)。只有到这时，三大科学才最终达到了“一门科学”的水平。而这“一门科学”，只能是包括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高度综合高度成熟的人文科学，只能是在对自然与社会必然性的认识与运用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的审美自由的自由人类学。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三大科学在经过充分分化后向着“一门科学”奔来的大综合趋势，已汇成一股强大的历史主流。美学“新突破”“大转型”的希望只能在这种大综合的历史潮流中，美学最终的学科定位只能是三大科学达到了“一门科学”水平的自由人类学，而不应是再来一次单科突进的那种“人文科学”。
美学是人类生产达到“两个尺度”水平的本体人类学
如果说蒋、翟两文在美学的学科定位上失之于过狭，那么在美学的本体定位上则失之于过宽、过低。一个主张“人类生存本体论”，以“人的生存”为美学的学科本位(注7)；另一个提出“美学应以人类的生命存在为本体”，认为只有“把被马克思称之为作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生命存在’、‘为人的存在’、‘对象性存在’定位于美学本体，才能真正找到理解审美活动之谜的钥匙，使得现代美学的本体论同传统美学的本体论划清界限”(注8)。
笔者赞同蒋培坤关于学科本体论的这些论述：
“自然科学学科以‘自在的自然界’为其学科本体……社会科学以‘社会存在’为其学科本体……至于说到人文学科，我认为其学科本体则是‘人的存在’（及其活动，因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活动）。”
“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学科本体应该是‘人的存在及其活动’。”
“我主张对人作全面的理解。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文化）存在物；人，既有其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又有其理性的自觉意识；人来到这个世界，既求其属类的生存和延续，又追求对有限性的超越——不仅超越有限经验世界，而且超越有限的人生。审美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旨在超越人生的有限性以求获得人生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人类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出现的，审美使片面的人成为完整的人，而这正是人类人文活动的指归。”(注9)
然而，笔者从蒋先生的这些论述中却可以引出与蒋先生相反的观点：
第一，在审美活动中，人既然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出现的，人既然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文化）存在物，那么，美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作为一门要求人的全面性的人文科学，恰恰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就应该是一门在人这个交叉点上既包括了自然科学、又包括了社会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就必定是三大科学达到“一门科学”水平的人类学。如果是这样，那么蒋先生就用自己后面的观点反对了自己前面的观点：“美学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既不属于自然科学学科，也不属于社会科学学科，而是属于两者之外的第三学科，即人文学科。”
第二，人的存在及其活动既然是分层次的，人既求其族类的生存和延续。又追求对有限性的超越，并且审美从本质上既然是一种旨在超越人生的有限性以求获得人生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人类活动，那么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作为美学的学科本体，就显得过宽，就不能反映蒋先生自己所正确指出的人类审美活动高层次的本质规定性。这也恰恰说明了，美学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而是达到“人类人文活动的指归”水平的人类学，即拙文提出的“自由人类学”、人类生产创造活动达到两个超物种尺度水平的“本体人类学”。
人类存在活动最高层次与最低层次的对立，在翟墨先生的文章中表现得最为尖锐。他把美学的本体定位定在最低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生命存在”上，把美学的目标定位定在最高的“人的全面解放”上。(注10)而在论述这两种反差极大的美学定位时，作者都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为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审美问题的论述，特别是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的“美的规律”，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恰恰是用高于“生命存在”“动物式存在”的人的两个超物种尺度来表征美的本质的。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注11)
马克思最后导出的“美的规律”是用人的“任何物种的尺度”与“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表征的，而人的这“两个尺度”正是与动物所属的“物种尺度”相比较而言的。人的高层的“两个尺度”是在低层的“物种尺度”的基础上沿着内、外两个向度逐步生长起来，并分别完成质的超越的。
人的超物种尺度反映在外在的生产能力上，就表现为人能突破动物只是按所属物种尺度生产的局限性、片面性、狭隘性。它能随着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文明的无限进步历程中，展现出人的生产的全能性、全面性，直至“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实现自然的人化。这就是超越于动物的“所属物种的尺度”的人的“任何物种的尺度”。
人的超物种尺度反映在内在的生产目的上，就表现为人能突破动物只是按所属物种直接的肉体的生存需要进行生产、只是在肉体需要的支配下才生产、只是生产自己本身和后代、生产的产品只是为了直接满足它的肉体需要的局限性、低层性、直接性。无疑，人与动物一样，它们的第一个需要也是直接的肉体生命的需要，也是满足种类生存与延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需要。然而即使人在为满足直接的肉体生存需要而生产时，也表现出动物所没有的超越有限性的追求，也要在自己有意识的劳动创造物中观照、欣赏对象化在其中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也就是人特有的“类的特性”、人固有的“内在的尺度”。并且人把这种直接的肉体需要仅仅作为自己的低层生存目的，正如马克思在以后的《资本论》中所强调的，人真正追求的“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是在狭义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注12)因此，人只有超脱了这种由“外在目的”规定的维持种族生存需要的生产后，才能按照“内在的尺度”“真正地进行生产”，才能为充分发挥、发展自己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而生产，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生产，为人自身的无限超越、个性的无限丰富和自然界的自觉进化而生产。只有在这时，只有在同时实现了人类生产的两个超物种尺度后，人类才能从最初的与动物共有的“物种尺度”层次，从以后的“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的混合物，最终提升为具有上帝般能力与目的的自然界的自觉创造主体，提升为无限扩大的人化自然界的创造本原，发挥其为天地“立心”、为万物“赞化”的本体论使命。只有达到这种本体论水平与境界的人的实践与精神活动，才是那种反映审美本质的“旨在超越人生的有限性以求获得人生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人类活动”。而以关联着人的最高目标与最终指归的这种高层次的人类人文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不能是一般的人文科学，更不能是低层的生命科学，而只能是达到人化自然创造本体水平的人类学，即本体人类学。这就是拙文所主张的美学学科的本体定位。
美学是学科建设达到“新世界观”水平的哲学人类学
在美学学科的本体定位上，还牵涉到一个美学本体论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问题。诚然，美学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本体论与哲学作为普遍世界观的本体论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以前美学研究中的偏颇也告诉我们，不能直接用高层的哲学本体论来替代低层的美学本体论。但是这两个层次的本体论并不是互不相关的，恰恰相反，哲学本体论构成美学本体论的前提与基础，有什么样的哲学本体论，就会演推出什么样的美学本体论。谓予不信，请看下文：
“哲学研究人与世界的本原关系，其基本问题是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它或以自然宇宙为本体，或以精神理性为本体。”
“美学研究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其基本问题是回答人类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的关系。它的本体和哲学本体不在一个层次上。如果我们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层次说，把物质本体论叫‘第一本体’，精神本体论叫‘第二本体’，那么似乎可以把美学的本体论叫‘第三本体’。它不在‘绝对界’，也不在‘相对界’，而在‘相关界’。它同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有着更直接的关联。”(注13)
翟墨提出的这种“三本体”说，在理论上显然是混乱的。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第一哲学”即后来所称的哲学本体论，其任务是“寻求各种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注14)，即寻找世界万物的本原。对世界本原的回答，归根到底只有两个答案，或者断言物质是本原，精神是派生；或者断言精神是本原，物质是派生。恩格斯指出，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如果离开“什么是本原的”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来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就只会造成混乱。(注15)因此，将两种互相否定、只允许有一个选择的物质本体论与精神本体论同时并存，称之为“第一本体”、“第二本体”，就完全违背了亚里士多德、恩格斯对“第一哲学”的规定，就只能造成哲学上的混乱。从这种混乱的哲学本体论中派生出来的处在所谓“相关界”上的美学的“第三本体”一一生命本体论，只能是混乱的混乱。
那么，怎样从哲学本体论中科学地导引出美学本体论呢？这里没有线性的形式逻辑的直接通道，也不能靠带有神秘色彩的“绝对界”与“相对界”的相关沟通。青年马克思成功的理论研究经历告诉我们，这种导引必须经历创造实践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一“新世界观”的革命飞跃，必须将这种“新世界观”应用于人类学研究。这样，才可能在那种达到“新世界观”水平的哲学人类学中发现区别于费尔巴哈抽象唯心人本主义的社会实践人本主义，找到美学的安身立命之所。
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既肯定了物质本原性，又克服了从前一切旧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的缺点；既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又否定了唯心主义的精神本原论。这样，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就在包括认识论、价值论、本体论在内的整个哲学领域实行了一场革命。
这场哲学革命，首先表现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在回答世界本原问题时，创造性地将宇宙学的物质本体论推进到人类学的实践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并不背离物质本体论这个大前提，它只是将物质本体论放在宇宙学的大背景下。物质是最终的本原，但是在人类与人的世界诞生之后，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人的实践活动，无论对思维认识活动，还是对价值形成活动、对人化自然的创造活动，都日益发挥其第一位的能动的本原作用。因而，人化自然、人类世界中万物赖以产生又加以复归的本原，就不能仅用一般的物质本体论，而必须用能动的实践本体论，才能得到具体的说明。同时，由于实践只能是人的实践，实践本体论就必然高扬人在改造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上的创造作用，使本体论从素朴自然论阶段推进到能动的人类学阶段，这样也就为美学这门只对人才存在的人文科学找到了恰当的哲学本体论基础。
更难能可贵的是，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尽管还没有完全找到实践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一“新世界观”的科学表述，但他却勇敢地将业已形成的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应用于人的研究，回答了人是什么、人能什么、人为什么、人向何处等一系列哲学人类学的基本问题。《1844年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完全可以看作是哲学人类学专著。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形式——生产劳动，在解决人与自然对抗中的本原作用，这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自然人化”；强调了人的革命实践在改造社会制度，解决异化劳动中人与人的对抗的本原作用，这就是私有制的扬弃与未来共产主义制度的确立；强调了人的历史实践在改造人、创造人、提升人、解决个体与类的对抗中的本原作用，这就是“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注16)这样，马克思就非常科学地从作为最一般的哲学宇宙观的物质本体论过渡到人类学的实践本体论。
青年马克思在哲学人类学研究中发现的这种“实践人本主义”(注17)充分显示了人类在人化自然界的主体地位与本原作用，展示了人类最崇高的创造使命与目标追求。美学作为一门人学，作为展示人的最高本质的自由人类学，只有用这种以实践为核心的人类本体论才能得到最透彻的说明，并找到最坚实的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前提与基础。
当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新世界观”的科学表述以后，进而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了唯物史观，从而就完全扬弃了《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抽象思辨色彩极浓的陈旧表述，而直接诉诸于人类实践的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科学地预言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终将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狭隘外壳，用自由的联合劳动替代雇佣劳动；而当社会生产力在未来进一步发展到这样的高度：“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注18)时，“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注19)只有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基础上，人才能真正高扬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个性，人才能彻底打破动物式的“物种尺度”的狭隘眼光，完全成长为一个有着全能全面的生产能力、自觉自主的创造目的的全新的主体——世界的创造本体。
20世纪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与科技革命，加速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类向着“两个尺度”统一的自由境界大大前进了一步。然而，当今世界一个也没有解决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以及一系列全球性危机，又迫使人们在世纪之交时不能不再次严肃地反思人类自身的本质、使命、前途、命运。人们日益意识到，人类在未来的世纪需要一场更深刻的革命，未来的经济革命、社会革命、人自身的革命应该转变成具有人类总体解放性质的美学的革命。显然，封闭于单科突进、囿于认识论、价值论或低层次的生命本体论的传统美学，无力肩负起这样重大的历史使命。当代美学只有定位于自由人类学、本体人类学、“新世界观”指导下的哲学人类学，完成自己的高层次的人类学与本体论革命，才有可能成为新世纪更深刻更伟大的人类革命的理论先导。这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美学学科定位问题所具有的重大时代意义之所在！
(注1)(注7)(注9)蒋培坤：《当代美学研究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文艺研究》1992年第6期，第24、26页。
(注2)(注8)(注10)(注13)翟墨：《审美观念变革中的美学定位》，《文艺研究》1992年第6期，第27、30、31页。
(注3)(注4)(注5)(注6)(注11)(注16)(注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49、73、50、51、84、127页。
(注12)(注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
(注14)转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3页。
(注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注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