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对外传播与推广既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又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要求。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推广方式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文化典籍的传播面临诸多问题。基于对目前问题及现状的分析，本文建议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工作需要建立合理有序的翻译合作机制，创新典籍传播与推广途径，并密切关注跨文化交际问题。
关键词： 中国文化典籍 对外传播与推广 典籍翻译 传播方式
一、引言
“典籍”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也泛指古代图书”。现今我们通常所讲的“典籍”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的总称，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医学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典籍也是浩如烟海。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静态体现和精髓所在，是古代先贤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是体现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仅占4%［1］。文化软实力的严重不足既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去甚远，更与中国的文明古国形象背道而驰。另外，随着“中国热”的升温，很多外国人更关注古代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以及谦和礼让、重义轻利的处世态度，从文化渊源上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一直处于瓶颈阶段，现状尚不尽如人意，亟待传播方式的创新与突破。
二、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一）对外传播力度小，影响力不足。
中国文化典籍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而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关汉卿的著作量比莎士比亚大，然世界上知莎翁者多，知关翁者寡［2］。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中国全盘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3］。文化典籍的翻译数量更少，只有《论语》、《孙子兵法》、《红楼梦》等为数不多的名著译文较多。于是，迫于语言障碍，中国文化典籍只能在故纸堆中孤芳自赏，我们徒有灿若晨星的文化典籍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巨大的“文化赤字”。
（二）典籍翻译数量少，效果不理想。
现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有4％，而英文的信息超过90％。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所以，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必然要走典籍翻译之路。但是，中国文化典籍不仅译作数量少，而且很多译文的翻译效果也并不理想。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经典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外国来华的游学者和传教士完成的。由于文化背景、翻译动机（宗教传播）、思维认知、语言功底等原因，这些外国译者无法深入透彻地理解原著，不能体味其中深邃的文化底蕴，故无法将其内在的文化意蕴传达给译文读者。他们不断地将中国文化典籍向本国文化靠拢，致使翻译效果不佳，甚至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红楼梦》是世界上翻译版本较多的中国文学经典，然而《红楼梦》的翻译却存在诸多问题。单是“红楼梦”这个题目的翻译就不尽能反映作者的写作意图。“红楼”一词在唐诗中专指富贵人家妇女的金闺绣户，在曹雪芹之作中喻指众多女儿。且不管其他译本，即使目前比较通行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将“红楼”二字译为“红色小楼”和“朱邸”便与《红楼梦》的女儿主题相去甚远了。［4］
（三）典籍翻译人才少，自觉意识差。
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2004年参观中国翻译成就展时指出，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中国和外国的逆差是16：1，表面上讲是我们的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度的原因是中翻外人才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5］事实上，中国培养的翻译人员并不少，但大多流向商务领域，真正选择文化典籍翻译的人很少，而博古通今的翻译人才更加稀缺。高素质、专业化的中译外人才的严重匮乏和队伍“断层”是中译外翻译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6］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典籍遭到冷落甚至被残酷打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传统文化教育在人文教育中一直处于弱势，国人普遍对文化经典知之甚少。国人人文素养如此又何谈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推广？
除了人才匮乏这一因素外，中国译者也缺乏自觉意识。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条件，因为典籍翻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仅凭一人之力就能完成，而且一般战线较长，需要译者坐得住“冷板凳”，更需要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团队合作。另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翻译是将外语译成母语，所以一部分人主张典籍翻译工作由外国人承担，语言会更流畅。但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的无处不在，很难有外国译者能将中文著作“完整”地译成外语。因此，典籍外译是中国典籍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必须自觉承担起这项工作，主动将民族文化精髓传播开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汉学逐渐成为“显学”，中国古典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我们更应该把握时机，创新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方式方法，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中国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新思路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传播离不开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传播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7］中国文化要想扩大文化辐射范围和文化影响力，让中国文化典籍走出“深闺”，“香”飘世界，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文化魅力，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传播机制，创新传播途径。鉴于上文对典籍传播现状和问题的探究，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
（一）建立合理有序的典籍翻译机制，奠定传播推广的基础。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和推广，典籍外译是根本。关于典籍翻译，古今中外已经有许多经验，在此结合前人成果，我提出一些想法。
1.建立一批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翻译团队。
所谓“以中国译者为主体”，即确定中国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毕竟中国人对母语和母语文化的理解要比外国学者更深刻，对典籍当中的深层文化元素（如风俗习惯和伦理纲常）更易察觉，因此译著会更忠实于原著，不至于造成对文化的误读。“建立团队”则是因为中国文化典籍一般块头较大，且多以古文写作，意义比较晦涩。单是古意今解就需很大精力，许多翻译家穷其一生也只能完成几部译作。因此，我们应当组建翻译团队，群策群力，既形成规模，将典籍翻译工作做大做强，又充分发挥团队的协同效应，优势互补。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由翻译界牵头，对全国典籍翻译工作进行统筹规划，既可资源共享又可避免重复翻译。近几年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等中国图书对外出版项目就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此外，还要着重在外语院校培养一批过硬的翻译队伍，为我国典籍外译事业储备力量。
2.加强跨学科、跨国界合作。
中国文化典籍一般都是古文写作，这就造成“双重翻译”现象——先是古意今解，然后才是汉译外，因此中文专家参与审校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中国文化典籍往往是综合性巨著，涉及政治、经济、民俗、历史、哲学等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译者不可能对所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因此必须进行跨学科合作，根据典籍的性质及涉猎方面邀请相关专家共同参与，既可减轻工作量，又可有效避免专业性错误，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典籍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文化，还要了解目的语文化，而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显然又不如目的语国家的学者。因此，为了使典籍翻译既不失中国文化之真，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语文化当中，就需要我们进行跨国界合作。当然，翻译中仍要坚持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原则，保证翻译的“信”和“达”，然后请海外汉学家进行修改润色，以达到“雅”的境界。
3.典籍选择要科学合理，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翻译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针对性地筛选，既要系统化、难易结合，又要找准切入点。“系统化”是指在典籍选择时要统筹安排，如按门类进行成套选译，组成丛书。“难易结合”是指典籍选择要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水平——对于仅是满足兴趣需要的读者，可以翻译一些入门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基础典籍进行节译；对于接受能力较高的读者，比如研究型的读者，可有针对性地引介经典著作，必要的话可将每一门类最具代表性、成就最大的文化典籍进行完整翻译。“找准切入点”则是要摸清国外读者的口味，了解他们最关注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如孔子热、儒学热，适当地增加相关典籍的翻译。
典籍选择还要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也是我们文化交流的主旨所在，但是世界文化又具有共通性，只有这样才有交流的可能。因此，典籍翻译必须注意二者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被世界接受。
4.典籍“由厚变薄”，注重翻译效果。
中国古典文籍很多是大部头，晦涩难懂，许多中国人都望而却步，更何况是刚接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所以文化典籍在传播过程中，务必注意策略，考虑翻译的效果和外国读者的反应。“由厚变薄”不一定是将典籍进行压缩，而是将典籍按内容进行分解，做成分册。如果是薄薄的一本，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能比较享受地读完。但如果是大部头，则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翻不了几页就束之高阁。
翻译尤其应当考虑读者的反应。根据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和原语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要基本一致。翻译过程最好有目的语国家的读者或学者参与，通过他们对译文的理解程度预测读者的反应，并进行修改。典籍翻译还可以按章节进行，采用目前美剧的操作模式，隔期播出，中间留给读者一定的时间回味消化，并产生一定的期待心理，同时根据读者反馈，修订之前的译本，并为下一步的翻译工作提供借鉴，大可不必等整部典籍翻译完成之后才出版。
（二）拓宽思路，创新推广方式和途径。
中国文化典籍的价值对于国人自不必说，但是外国人可能意识不到其价值所在，所以“酒香仍怕巷子深”，优秀的典籍译本还需要恰当的媒介推广，才能为世界人民了解，真正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在推广过程中，除了图书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
1.以孔子学院为依托。
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推广的重要载体。截至2012年1月，全球已有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05个国家和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另外，孔子学院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受众涉及学生、家庭妇女、政府工作人员、大学教授，等等，并走入社区，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推介结合起来。所以，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和推广可以以孔子学院为依托，充分利用其广泛的影响力，首先选取部分简单易读的经典典籍作为孔子学院的辅助教材，让海外的汉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典籍产生兴趣，然后将典籍译作介绍给学生及当地社区；还可以利用孔子学院建立中国文化典籍图书馆，以点带面，推动典籍的传播与推广。
2.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
网络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影响范围最广的传播媒介，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必须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我们可以尝试依附于孔子学院网站或在其他文化传播网站建立相关子栏目，进行文化典籍推介；也可以设立专门网站或论坛，分享中国文化精要，为广大外国读者提供一个随时随地利用、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此外，还要加大音频、视频的应用，使典籍形象化，增强吸引力。09年央视推出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为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哲学思考通过穿透历史的声音娓娓道来，文献资料和考古研究也跃入观众的视野，不再枯燥乏味。一部讲述汉字发展历史的纪录片不仅向世界传播了汉语汉字，更让世界直观地了解了中国。
3.借助市场运作扩大宣传，提高影响力。
加强中国出版社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充分利用对方国内良好的图书分销网络来推广典籍译著。［8］另外，做好国际市场定位，以海外华人为首要目标受众，兼及亚洲和亚裔受众，再推广至全球。除市场定位外，译作的包装、发行等也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消费模式采取不同的推广策略。
（三）密切关注跨文化交际问题。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要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除了充分显示本体文化的内涵外，还要照顾到对方的文化传统，利用两者的交集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
1.充分利用中外文化的共同点。
尽管不同文化在语言体系、地理环境、文化传承上相差甚远，但由于人类衣、食、住、行等生活经历存在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追求善良和正义，因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共通之处。因此，利用这些共同点进行典籍的对外传播，更容易引起外国读者的共鸣，从而更容易被认同与接受。
2.加强与海外华人的合作与交流。
海外华人既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的熏陶，又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同化，是中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纽带。他们渴望深入了解祖国文化，将其发扬光大，这是民族自豪感使然。因此，从典籍翻译到译作推广，我们都应当重视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络与合作，充分了解目的国的文化习俗，切莫触犯文化禁忌，按照目的国可接受的传播方式进行典籍推广。
3.注重利用外国人的兴趣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应该充分利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通过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符号，如汉语、孔子、丝绸、瓷器、京剧、武术等传播推广中国文化典籍。
四、结语
当今世界，文化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是中国参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实践。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还是世界人民的财富，应当与世界人民共同分享。但是，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与尝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谨结合目前我国典籍文化翻译的现状与问题，提出自己对文化典籍传播与推广的一些思考，有些想法还不是很成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和改进。我相信，在国家、社会、高校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与推广一定能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推广模式，中国文化典籍必将走出国门，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5］廖华英，鲁强.基于文化共性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VOL29，（2）：142-145.
［2］霍跃红.典籍英译：意义、主体和策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23-26.
［3］黄中习.文化典籍英译与苏州大学翻译方向研究生教学.上海翻译，2007，（1）：56-58.
［4］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转文池.在北大听讲座.新世界出版社，2006.
［6］蔡武.在“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http：//.cn/zhuanti/zyw/2007-04/06/content_8063264.htm，2007-04-06/2010-11-15.
［7］王雄.全球化语境与我国文化传播策略.江苏社会科学，2000，（5），175-181.
［8］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VOL33，（3）：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