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

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善于运用经验指导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88年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在正确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党的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上都认真对待困难和成绩问题;党的四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正确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在关键时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正确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

一、党的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上都认真对待困难和成绩问题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这突出地体现在我们党在党的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上都认真对待困难和成绩问题。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党就针对不同的形势和任务,对历史经验进行了五次较大的总结:第一次是建党前后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教训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系统总结,并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选择了马列主义,制定了联合阵线的方针政策。第二次是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我们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主要任务,实现党的战略转变。第三次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我们党深刻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第四次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第五次是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用“两个务必”总结了历史经验。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们不断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思索后,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5年里,我们党也曾经多次总结经验教训。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毛泽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分析了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强调要坚持稳步前进,反对急于过渡。第二次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剖析了主观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在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中预见到了重犯主观主义的严重危险,提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克服主观主义的科学构想,为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第三次是1962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的,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1年里,我们党进行了14次较大的经验总结。第一次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第二次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经验,作了基本总结,明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第三次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用“六个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坚持全面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建设民主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概括了基本经验。第四次是1991年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用四个“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各级组织的战斗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高度概括和总结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强调指出,70年丰富的经验,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第五次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用“三个不动摇”总结了改革开放14年来的实践经验,并强调14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1]。第六次是1995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论十二大关系》重要讲话,阐明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第七次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改革开放近20年来最可宝贵的经验概括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第八次是1998年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思想路线、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和改善党的领导等十一个方面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宝贵经验。第九次是2001年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用“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结了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第十次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用“十个坚持”总结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这十条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第十一次是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用“六个必须坚持”总结了新中国成立55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在指导思想上与时俱进;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抓好发展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第十二次是2006年胡锦涛在建党85周年讲话中,用“五个必须”高度概括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宝贵经验(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使党的建设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第十三次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用“十个结合”总结了改革开放29年来的基本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第十四次是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用“六个坚持”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二、党的四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正确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

党的四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从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是高度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

毛泽东早在建党前后就深刻地总结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他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1938年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对以上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3]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于1936年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揭示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1942-1944年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结合党的历次“左”的和右的错误,反复进行了阐述。其中最为主要的一次是1944年,他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及时地向全党敲了警钟,提前打了“预防针”。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他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又率先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问题。当年4月,他针对苏共的教训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5]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里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基于“文革”沉痛的历史教训,在党内率先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因而担负起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1981年前后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客观、准确的总结,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我们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低潮,对中国发生了巨大影响: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为此,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了南方谈话。谈话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思想困扰,加深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他还一再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还必须指出的是,注意总结和借鉴各种国际经验,也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并运用于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他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6]

江泽民在新时期强调全党要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并付诸于实践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在内的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由于各种原因先后丢掉了政权,有的走向衰亡。到世纪之交,我们党已是一个具有81年历史的大党,在战争年代对怎样建设党累了一套成功经验。但经过80多年的发展,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再一成不变地沿用过去的经验来思考和解决当代的执政党建设问题,显然不适应。对此,江泽民深刻总结我们党80多年奋斗历史的基本经验,深入研究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教训,着眼于新世纪面临的严峻考验,经过长时期的思考,于2000年春首次提出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建党,其后经过2001年的“5•31”讲话和“七一”讲话的系统阐发,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我们党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形成的新的理论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又提出,我们党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在深刻分析新世纪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外复杂形势、艰巨任务和面对的各种风险考验的基础上,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具有的性质作出的科学结论。

胡锦涛在新世纪新阶段里,始终牢记着“两个务必”,开创未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来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牢记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鞭策共产党人面向未来。2003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全面总结抗击非典斗争的经验,首次使用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的表述;同年10月,他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2005年11月,胡锦涛又一次总结了从实践中得到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2006年12月,胡锦涛再一次对几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行总结,用“六个必须”进一步阐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会和经验(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历史根据,而且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强调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至理名言。事实证明,无论出于任何动机,迁就、纵容乃至于提倡个人崇拜,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都是要不得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贻害无穷。

总之,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场“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这场“考试”的继续,更需要全党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三、在关键时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正确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来的88年伟大历程中,每到关键时期总是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正确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这一历史进程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十一个关键时期。

第一是民主革命阶段五个关键时期。一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了,在20世纪头20年里,中国仍然面临向何处去问题。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总结、比较鉴别,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旗帜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促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推动了中国大革命的高潮到来,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二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分共事件,大革命失败了。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我们党果断地采取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举措,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实现了党的战略转变,兴起了土地革命新高潮。三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共产国际的干预和王明左倾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等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并没有立即被全党接受,仍然执行城市中心论等左的政策,致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党于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和红军。四是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在沈阳、上海和华北制造了一些列侵华事件,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党果断高举抗日民主阵线旗帜,结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国共合作抗日中,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执行两面政策,我们党面临极为困难的局面。为巩固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我们党除了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外,还采取了四大政策和措施(“三三制”、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克服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经过八年艰苦奋战取得了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胜利。五是经过1948年秋至1949年初的三大决战,我们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在不久将要诞生。为了使我们党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防止全党的骄傲情绪和执政后腐败问题的发生,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两个务必”应对措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及时地向全党敲了警钟。

第二是社会主义确立和全面建设阶段两个关键时期。一是在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我们党采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举措,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时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在一个久经战争创伤、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和改造新中国的繁重任务。对此,我们党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的基础上,采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平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了失误和偏差,但在制定和确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和思想都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的创造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我们党采取利用限制和“和平赎买”的两大举措成功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马列主义的“赎买”思想。可以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重要的革命实践之一。二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果断地提出“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但我国是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还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准备好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不完善不发达,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与此同时,苏联模式的缺陷日益突显。为此,毛泽东就率先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问题,并结合国情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并在党内掀起了一股以苏为戒、总结经验,多角度、全方位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其中党的八大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没有成功,只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

第三是改革开放阶段四个关键时期。一是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钢等左的错误影响下,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尤其是邓小平在党内率先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果断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变,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画卷。二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由于各种原因先后丢掉了政权,有的走向衰亡。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出现了四个多样化(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新情况的社会和思想现实,我们党面临着怎样执政和如何才能长期执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确与否,事关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对此,江泽民于2000年春提出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建党,成功地把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三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取得了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着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又面对着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能源、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的严峻挑战的矛盾凸显期。对此,胡锦涛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适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地回答了“要不要发展?什么是发展?发展为了谁?怎样才能发展?”这样四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全面拓展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四是2008年下半年从美国开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就业压力加重。对此,我们党和国家采取扩大内需促增长的十项措施: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经过近一年来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增长的十项措施,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初现成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认为:“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中国一揽子的刺激计划已取得了一些成功”[8]。蒙古国总理巴亚尔也指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措施对包括蒙古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9]

总之,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建党88年来的历程,就是充分运用已有的经验,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把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奋斗历程。这个奋斗历程主要可归纳为五个方面:创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的出路问题;创立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创立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把我们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解决了中国在新世纪里的发展方向问题。诚然,我们党在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上也走过曲折之路:在大革命时期没有能够正确处理武装斗争和党领导军队问题;在土地革命时期没有能够正确处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抗日战争初期没有能够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在1957年至1978年没有能够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一些领导干部没有能够正确处理政绩观问题。这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里,正确应对困难解决问题,既要有开拓创新精神,又要富于智慧和科学,即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并依时制定一系列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2.

[2] 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八七会议[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8.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4.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48.

[5] 吴冷西.十年论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3.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9.

[8] 贾立君,张玥.蒙代尔: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N].内蒙古日报,2009-07-03.

[9] 俱孟军,常璐.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对世界都有借鉴意义:专访蒙古国总理巴亚尔[N].海南日报,2009-04-19.

责任编辑任浩明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高度重视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上都认真对待困难和成绩问题;党的四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正确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在关键时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正确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成绩困难;应对措施;经验总结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1494(2010)01-0049-06

收稿日期:2009-10-20

基金项目:2009年度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应对困难和成绩问题的历史考察”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二

作者简介:何成学(1967-),男(侗族),广西灌阳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区情调研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邓小平理论。

The CPC Has Been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Both Its Successes and Difficulties

HE Cheng-xue

(The Party School of Guangxi Autonomous Committee of the CPCNanningGuangxi 530021)

Abstract: It is a good tradition for the four generations of leaders of the CPC to have bee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both its successes and difficulties at its 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important meetings. The CPC has taken effective measures to handle both its successes and difficulties at the critical moment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ccesses and difficulties; effective measure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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