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超级病毒NDM-1正在向全世界蔓延。这种超级病菌又被称作“末日病毒”，抵御几乎所有抗生素，且10年内将无药可用。你可以想像，它的杀伤力有多大。
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超级病毒急速繁衍的气候和土壤，温度和湿度，因为中国是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人均年消费量高达138克，而美国仅13克。如果我们继续放纵过度医疗瘟疫肆虐，超级病菌将成为名符其实的“末日病毒”。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让人不寒而栗。
新闻事件：《人民日报》展开《过度医疗猛于虎》专题调查
201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过度医疗猛于虎》的重磅文章。更让人倍感欣慰的是，该文的“编者按”说：“过度医疗现状如何？过度医疗症结何在？如何治理过度医疗？从今天起，本版将推出“解剖过度医疗”系列报道，追问事实真相，寻求解决之策。” 这是中国向“过度医疗”发起总攻的冲锋号。
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中国执政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开展对“过度医疗”的深度剖析，这把锐利无比的手术刀直指中国医疗的病灶，让我们看到了百病缠身的中国医疗康复的希望，中国医疗有救，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解剖过度医疗”，当首选心脏支架滥用。
心脏支架滥用：过度医疗的重灾区
2010年12月3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该报记者的长篇调查：《致命手术：非法心脏支架使用调查》。2011年1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笔者所写的《心脏支架暴利：纵容还是默许？》一文。
3月12日，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著名医师董协良在他的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董协良委员的提案见诸媒体后，传帖如风，争相转载。民情国情舆论一片哗然。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未见监管者回应的只字片语。
美国产的进口的心脏支架，在香港市场的售价才300美元，合人民币也就2000元，比国产的心脏支架还便宜。暴利何止9倍。19倍了。
向来以物美价廉而誉满天下的中国制造，怎么到了心脏支架上，便物也不美了，价也不廉了？
很快，国产的心脏支架己出了第二代，即“药物支架”。于是，原来的心脏支架便被改称有贬意的“裸支架”。而药物心脏支架的价格，立即飚升至9000元。如孙猴儿一般，翻了三个筋头云。一个筋头云便是十万八千里。三个筋头云是多少？慢慢儿算去吧。
而临床调查的结果表明，两种支架的疗效，几乎没有区别。而使用药物支架的比例，经医生的推荐达到了96%。“裸支架”己几乎被废弃了。
这筋头云翻的，绕地球一圈才三十万公里。
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2002年，强生公司研发的药物洗脱支架“心扉”（CYPHER）率先在欧洲上市，随后获准进入中国，当时的市场定价是3.6万元，其中经销商的利润空间高达50%。
紧随“心扉”支架进入中国的，还有美国波士顿科学公司研制的紫杉醇支架（TAXUS），它选择直销方式，售价比“心扉”便宜一半，仅1.8万元。可偏偏是因为它的价廉物美害惨了它。这种在其他国家市场占有率高达60%～70%的紫杉醇支架，在中国的销售量几乎为零。
中国的心脏支架市场，上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丑剧。
我们为什么盯着心脏支架暴利不放？是因为心脏支架滥用一害国家，二害数目庞大的心血管病人，中国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总数超过了两亿人，而每一个老年人都可能成为心脏支架暴利的猎物。
有位专家在心脏支架的学术讨论会上说，美国三亿人中有一百万人安装了心脏支架，即总人口中的0.3%。按照这个比例，中国应当超过400万人将要被装上心脏支架。现在才安装了70多万人，所以前景广阔。
可他却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美国人是全球心脏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而美国也在深深地反省自己在心脏支架滥用上的过度医疗。
2010年3月10日，国际上最权威的临床医学杂志——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研究，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心脏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这是全球关于“过度医疗”的一项最新数据。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胡大一教授说，“我国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可国内，不少病人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
心脏支架安装的《吉尼斯记录》，是中国医促会心血管分会主任委员吕树铮教授创下的，他说：“我有一个病人，10年之中我给他装了27个支架，从颈动脉到肾动脉。我们业内有些专家一直在传，超过3个支架就应该搭桥。实际上，病人冠状动脉会狭窄，全身其他的血管一样也会有病变，如果病人还患有糖尿病、痛风等病症，这种情况只能做支架，支架肯定会很多”。
骇人听闻！
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支架人”现在还活着吗。希望就此展开记者调查。给公众一个交待。
听了这段话我终于反应过来，这样的心脏支架的学术讨论会，其实是心脏支架厂家花重金召开的定货会。谁要在这样的会上说心脏支架滥用，那是找抽。而且，在这个会上演讲的专家，出场费惊人。
心脏支架真的能让心脏病人康复吗？临床统计表明，有30~50%的病人，冠状动脉还会被堵塞，而再被堵塞，几乎无路可走了。其实很多心脏病人通过保守治疗，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只要中国医疗以药养医的体制不变，只要心脏支架依旧暴利如雨, 心脏支架滥用只会愈加严重，这个过度医疗的重灾区,很快会便成中国心脏病人的规模最大的公墓。
“以药养医”的商品名叫冰毒
“过度医疗”的病根是 中国医疗“以药养医”的体制。
医药分家，医药分家，还是早在1999年，便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该年的两会上正式提出了这个议案。一转眼都十多年了。有句话说，“话说三遍淡如水”，说了无数遍，连水都不是了，该是风了吧？可这话越说越香。该是另一句话：“面热三遍肉不换了”。
谁都清楚，这是根治中国因“过度医疗”而导致的看病贵的治本之策。就像牛痘对付天花一样疗效如神。
在对这件事的认识上，举国的认识居然会如此一致，我们甚至听不到反对之声。舆论居然如此惊人地一边倒，这倒是在谋划中的改革新政、治国方略中十分罕见。
可这个如此重大的医改大计，到2011年也没动真格儿地，那么，医药分家真的是中国医改一道迈不过去的槛?
关于这件事，我们不要去读新闻，我们来重读一条旧闻。许多时候，旧闻与新闻的对比，更让人有一种沧桑感。让我们看看，这份被舆论称作“中国最黑的医院内部文件”，告诉我们了什么?
2007年12月, 浙江省宁波市一位大学生之死引发了一场医疗官司，律师在法庭上用作原告证据的一份医院内部文件，意外地浮出了水面。这便是我们常说的：“拔出萝卜带出泥”。而这份医院内部文件，竟使举国舆论为之大哗。
这份文件上，揭示的是该医院医生奖金考核办法：每个科室都有月度经济指标考核，激光美容科最高8万元，男科、妇科都是3万元，内科两万元，其他科室4000元～8000元不等，超额部分则有2%的奖励。不仅如此，医院还对医生进行“单体消费”、“人次消费”以及复诊(次)、接诊成功率等指标进行考核管理。
对于这两份医院内部文件，我们还是先听听宁波市卫生局政策法规处负责人是如何评论的吧，他说：医院这几份文件实际上就是要让医生多用药，用贵重药品。将医生收入与病人复诊率挂钩，这简直闻所未闻。
这个来自主管上级机关的评论倒也公允。
这两份医院内部文件真的堪称“中国最黑的医院内部文件”，黑在两点：谋财于先，而害命于后。
下令医生拣最贵的药开，奖励医生开最贵的药，这不是谋财吗?要最大限度地追求病人的复诊率，这不是公然要医生不要治好他的病吗? 这不是害命吗?
世上还有比这更黑的医院内部文件吗?真的黑到日月无光了。
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医院的极端案例，不要以为这只是发生在个别医院的小概率事件，如果果真如此，就不会使举国舆论为之大哗。
这是以中国为原产地的中国特色。
在我国医院的医疗费账单上,大医院药费收入占据了医院总收入的50％上下，中小医院药费收入占据了医院总收入的70％上下，而在国外医院的账单上，药费仅占全部医疗费收入的3％。
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国超过90％以上的医院，都有类似的规定。
一个坏的制度会把无数个好医院变成坏医院，一个坏的制度会把无数个好医生变成坏医生。就是今年春晚的那句经典台词：人的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如果眼睛红了，心便黑了。
中国医疗吸食“以药养医”的毒瘾很深，从改革开放之初便吸上了，都三十年了。越吸越上瘾，越吸毒瘾越大，程度越深。吸得骨瘦如柴，吸得两眼发绿，吸得如鬼附体。
可如果冰毒能戒，那还是冰毒吗？
中国医疗需要强制戒毒。戒毒很痛苦，很难。戒毒能让隐君子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能让他们如万箭穿心、剥皮割肉般地呼天抢地，哭爹喊娘。为了戒毒，不仅要把他们关进戒毒所，也许还得束缚在床。那几乎就是一种善良的酷刑，没办法，这就叫“拯救生命的代价”。
问题是卫生部说，解决以药养医得政府买单，政府没这么多钱。所以得慢慢来。多慢？人大代表钟南山对媒体说，我还能活十年吧，十年内解决以药养医，没戏。说得倒也直率。
一说“以药养医”，两会上的许多医药界的代表委员，便谈虎色变。
中国医疗说，让我戒毒，那不是要我的命吗？冰毒给中国医疗带来的那是‘天上人间’般的终极享受，飘飘如仙呀。你不懂，你要抽上了，比我还不要命。
我们问：要命还是要冰毒？
中国医疗想了想，斩钉截铁地回答，要冰毒。
无语。
医药代表：穿行于医院与药厂之间的百万职业行贿人大军
2011年3月1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该报实习记者王梦婕的长篇通讯《一个医药代表的一天》。选择在“消费者权益日”这一天发表此文，报社为读者送上了一份厚礼。
该调查翔实而客观，行文朴素而流畅。该文向我们披露了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医药代表这个行当，这个职业。该文向我们披露了这样一个现实：医药代表一到中国便南橘北枳，变成了职业行贿人。
问题出在中国式的“以药养医”，这是中国医疗的超级病毒。当医药代表遇到超级病毒，就像以铀235的原子核受到中子轰击，下来发生的就是核爆炸和核污染。
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像中国医疗这样肥沃的、被腐殖质填充覆盖的黑土地，和温暖湿润如同热带雨林般的气候，供其生长繁殖的，这批职业行贿人的生态环境。
这群被称为医药代表的人，他们的职业至今没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人数也没有统计，但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和RDPAC都表示，这个数字保守估计也有100万。
医药代表，这支穿行于中国医院与药厂之间的一支百万大军的生态环境，人数之众让人吃惊，中国的海陆空三军的总数加在一起也不过250万人呀。
养活这样一支大军，每年中国医疗得花多少军费？比国家养活中国的250万海陆空三军军费多多了。记者调查中说，每个医药代表的年收入大体都在一二十万元，好一点的，一年能收入上百万。也就是说，医药代表的年收入，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的将军们的收入还高。
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支大军，是因为中国医药企业需要他们，而中国的医院也需要他们。没有他们的穿针引线还真不成。需求产生供给。
在刚刚闭幕的人大政协两会上，医药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说，中国的看病贵是问题出在流通环节上。他们也承认，药品的出厂价并不高，问题既不在医院也不在药厂，他们说，是流通环节拿了大头。
例如，全国人大代表、潍坊医学院眼科研究所所长康凤英说，据我了解，现在药品收入在三级医院占到50%左右，而在乡镇、县级医院这一比例占得更高。由此看，老百姓看病大部分钱都花在了买药上。康凤英说，“现在大医院的药品加成一般在10%-15%左右。现在药价为什么这么高呢？问题就出在定价和流通环节。”
果真如此吗？我们还是看心脏支架的暴利路线图吧：
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000元。涨幅800%。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在香港的售价不过300美元，合人民币不过2000元，比国产的还便宜，可到了医院便成了38000元。1900%的心脏支架暴利，超过了贩毒！而这还是经过审批的全国统一的价格。
这样的暴利真的是被流通环节拿走了吗？心脏支架的厂商们是直接面对医院的。他们的医药代表就住在医院，与医院医生面对面。医院医生拿出用药单，医药代表送出的是回扣和红包。
不信，您查一查，中国的哪个大医院里不是厂家的医药代表成群？送红包，送礼，赔吃赔喝赔玩赔游甚至赔睡。中国的药，90%是直接地从药厂进了医院的药房。还有政府的招标采购。说问题出在流通环节，俩字：推诿。
当医药代表的红包左右医生们的处方的时候，您可以想像，下来会发生什么。谋财加害命。
这就是被全世界都视为心脏病的首选药、救命药硝酸甘油，因为威力强大而被誉为“心脏炸弹”，却永远地从中国心脏病大夫的处方单上消失的原因。由于销售不畅，现在以销定产的厂家们都不再生产。
因为硝酸甘油一瓶的零售价不过3.50元，而且一瓶能用几个月。价廉物美害惨了硝酸甘油。
其实要消灭这支职业行贿人大军并不难，我只说一句话：如果在药盒上印上定价，医药代表还能存在吗？十个字便能消灭百万职业行贿人大军。
中国医改缺少的不是智慧，而是铁腕。
过度医疗是超级病毒瘟疫的培养皿
据调查， 欧美发达国家的抗生素院内使用率仅为22%-25%，但我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的占到58%，且半数以上为多种抗生素合用，预防性用药占抗生素使用的1/3，术后预防性用药高达 93.4%，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使用抗生素，外科手术则高达95%。
中国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不到20%，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
据《京华时报》2010年11月8日报道，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肖永红表示，“除了因“经验先行”导致用药不当外，医生靠卖药营利也是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原因之一，“三级医院中，抗生素占全部药品收入的30%左右，而二级医院可能会达到40%，就住院患者而言，其花在抗菌药物上的费用更是占总费用的一半以上”。
这便是抗生素滥用的病根。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陕西电视台新闻频道《今日点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