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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对实验法的应用，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实验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的优势，并对其局限性及其认识论根源进行了分析。结合图书馆学的具体研究领域，分析了实验法的应用前景，并对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和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进行了简要评析。
关键词：实验法 应用回顾 优势 局限性 应用前景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1）０2－0091-05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Zhou Wenjie（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g， 300071）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usage of experiment method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An explora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the usage of experimentation in LIS research is followed. Based on the previous procedure， the paper makes a per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usage of experiment method in LIS research. At the last of the paper， Design-based Research and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re introduced as methods may inspire the better use of experiment method in LIS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xperiment method； review； advantage； disadvantage； perspective analysis
ＣＬＣ number： G250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１1）02-0091-05
1 引言
实验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科学可以说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实验方法的采用开始的。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建立了理论与经验事实的联系，由此才得以逐步形成并取得飞速发展。”［1 ］ 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实验法甚至可以与自然科学语境中的“科学研究”划上等号。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研究者指出，对社会进行科学的研究何以可能， 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着有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 ］有感于实验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一些学者也对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给予了极高的期望。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指出，“发展一门真正的社会学，看来是大势所趋。因为要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做出解释、预测和控制，只能通过实验，其它方法无法完全达到这些目的。”［3 ］
从认识论角度考察，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扎根于培根倡导的经验主义（Empiricalism）研究。进入20世纪以来，在西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渐渐成为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主流。［4 ］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芝加哥学派（GLS）在西方图书馆学研究领域获得“霸权地位”［5 ］以来，在“科学化”的旗帜下，当时西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方法被迅速地引入图书馆学研究之中。［6 ］实验法，这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图书馆学①研究者的视野。
本文力图以我国与西方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对实验法的研究与应用为脉络，对实验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考察这种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优势与局限性及应用前景。
2 实验法在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回顾
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哲学领域对知识的认识及存在方式的理解有着深刻的联系。“17世纪以后，由于培根经验主义思想的影响，经验观察和实验方法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方法。19世纪，经孔德实证哲学的发展，这种经验观察和实验方法也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被认为是研究人类社会规律的惟一科学方法。”［7 ］对经验观察和实验方法的推崇，成为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传统。而“在基于证据的研究活动内部，建立了一个科学研究方法等级，用以评估研究发现的真实性……其顶部是随机控制实验（RCT）……其底部是案例研究和质的研究”。［8 ］
开始于1957年的英国克兰菲尔德实验（Cranfield研究计划，该项计划名称为“标引系统比较效率研究”）是实验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典例。这次对实验方法的成功应用奠定了科学实验法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9 ］事实上，在GLS快速崛起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关于阅读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实验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了。
在大量关于国外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研究方法的研究中（Dimitroff， 1995；Goodall， 1995；Julien， 1996；Peritz， 1993；J rvelin，1990），研究者都发现，调查法、实验法和访谈法是使用最广泛的三种方法。Bernhard （1993）和Philip Hider（2008）进行的关于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研究方法的内容分析中，都把实验法列为最重要的研究策略（strategy）之一。在J rvelin，Vakkari （1990）和Kumpulainen （1991）等研究的基础上，Philip Hider（2008）以ISI（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期刊引文报告中列出的在图书馆和情报学（LIS）领域的影响因子在前30位的20种刊物为样本，对这些刊物上2005年度所发表的全部文章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在检出的567篇论文中，使用实验法作为研究策略的有118篇，占全部论文篇数的20.8%。经过与1975年（Kumpulainen， 1991）和1985年 （J rvelin & Vakkari，1990）的数据相对比，Philip Hider（2008）发现，实验法在这30年间应用于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研究的比率快速增长（见表1）。［10 ］
注：作者根据Kumpulainen（1991），J rvelin（1990），Hider（2008）的数据整理所得。
据此，Philip Hider认为，在图书馆与情报学（LIS）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多数都依靠两种研究策略：调查法和实验法。作者进一步提出，调查法（survey）、实验法（experimentation）、案例研究法（case study）、人种学方法（ethnography）和评价法（evaluation）等5种方法训练应该被包括于图书馆与情报学（LIS）博士阶段教育项目之中。事实上，“美国图书馆学家非常注重运用实验法从事图书馆学研究，从1973~1981年和1990~1993年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来看，实验法研究约占研究论文总数的10％左右”。［11 ］Park（2004）对美国和韩国大学图书馆与情报学（LIS）教育中课程大纲所涉及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考察，发现：在美国共有15份课程大纲把实验法列入其中，占全部课程大纲的75%，在所有入选研究方法中占第2位；在韩国有65%的课程大纲（共11份）列入实验法，实验法与调查法一起，名列各种入选课程大纲研究方法的首位。［12 ］根据Lee （2002）对3份韩国刊物的内容分析，在1997~2001年，韩国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研究中实验法的应用占9.04%，在全部研究方法中居于第3位。［13 ］
在我国，王玉波（1999）等对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90~1997年研究生论文的分析显示：这些论文中应用调查法、实验法的居于次要地位。［14 ］赵微、徐建华等（2009）的研究中，所检出的2004~2008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实证研究论文共594篇，其中应用实验法的仅有2篇。［15 ］金梅（2010）以我国图书馆与情报学（LIS）领域161篇博士论文为研究样本，发现实验法在这些论文中出现的频次是12，在所有出现的研究方法中列第11位。［16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仅从数据上看，实验法在我国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研究领域尚处于“非主流”的地位。在这方面，我国与国外同领域的研究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事实上，我国图书馆学界的有关研究者已对图书馆学研究走上“科学化”道路进行了探讨。［17 ］叶鹰等（2008）呼吁“大力发展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并认为“实证图书馆学不仅能让图书馆学研究更具专业性和科学性，而且有利于图书馆学学术地位的提升并与主流社会科学一道发展”，［18 ］进而倡导将适用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从而构成如图1所示的图书馆学实证（evidence-based）研究方法体系。这些探讨和呼吁尽管没有把视野完全定格在实验法的应用方面，但把实验研究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已体现了一种思考和趋势。
实证研究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问卷调查实地研究访谈法观察法无干扰研究文本分析现有数据分析历程比较分析
〓图1 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方法体系［19 ］
3 图书馆学研究中实验法应用的优势
实验法“对研究环境进行一定的控制，因此不仅可以根据原因去预测结果，而且还可以通过控制原因去发现预期的结果。实验法的主要特征就是控制情境和变量来研究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变化，以建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20 ］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课题都涉及对变量因果关系的考察。与调查法、访谈法等其他研究方法的相比，实验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等所具有的优势是：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作为收集研究数据的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研究的思路和形式，即人为地控制和操作某些变化。［21 ］另外，通过研究者对变量的精心选择与控制，使得研究的过程变得可操作，实验结果经过数学工具的分析也变得相对“客观”，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研究者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的干预。
具体而言，实验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具有如下优势：
（1）有利于图书馆学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高学科地位。在早期的图书馆职业中，“图书馆员应当接受工匠式的系统训练。图书馆职业的概念中留存的理念是：这是一种通过观察和实践才能得以最充分吸收的机械的艺术”。［22 ］正是早期的这种工匠式职业训练倾向，使得图书馆学的科学地位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质疑。为改变这种状况，在GLS的努力下，“经验主义被作为一种关于信息搜寻和知识组织领域的标准的理论……在图书馆与情报学领域，经验主义因此而成为了信息需求和使用的标准理论”。［23 ］由于实验法所遵循的严谨的设计和操作程序，使其研究过程具有普遍认可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的，实验法都得到了普遍应用并共享了相近的理念与程序，这无疑使学科之间通过共享相同的科学语言而共享理论研究的成果成为可能。据此，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所进行的实验研究有助于其研究成果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得到认可。
（2）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并获取“第一手资料”。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精确地揭示其因果关系，以指导和服务于职业实践。在此方面，实验法无疑具有极大的优势。同时，由于实验法以控制和操纵变量为基本原理，从而使研究过程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研究者手中，使研究思路可以得到较好的贯彻，并使研究活动有条不紊地按事先设计的研究方案进行。此外，黄纯元博士曾说过，“回过头看，过去（的研究）最多只能称为‘写文章’，不能称为‘研究’。因为那些文章的几乎全部论据都是来自别人的文章，而不是来自‘第一手’资料……”。［24］ 实验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不仅使研究者获取第一手资料成为可能，而且在许多领域的原创性研究方面也有着潜在的更大价值，带来理论或实践的创新。
（3）结论相对可靠，易于重复。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一些“经典研究”（如管理学领域的“霍桑实验”及心理学领域的“条件反射”实验等）。而对于经典研究的模仿与重复不仅可以证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而且也是训练科研新手的一种重要手段。此外，研究者也往往在对经典研究的改进中获得新的灵感。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上文所提及的克兰菲尔德实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4）通过控制和操纵变量，使研究的可信程度大大提高。“对研究对象、研究环境、研究条件等具有控制的能力，这对于资料的分析和假设的检验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各种社会研究方法中，实验组的控制能力最强。它通过对实验条件和实验对象的控制，可减少和排除外部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减少各种误差的产生。同时，它通过对自变量和环境的控制，使结果的可信程度大大提高”。［25 ］
4 图书馆学研究中实验法应用的局限性及其认识论根源分析
与其他研究方法一样，实验法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的运用也隐含着局限性：
（1）与图书馆职业面对的现实情境之间脱节。“对实验环境的控制程度较高，同时也就意味着离现实越远”。［26 ］图书馆职业的服务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站在“用户中心论”的立场上，呼吁把用户看成“躯体-精神-心灵-精神构成”的人，关照用户的主观性。［27 ］而在此方面，实验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此外，在充分控制的“理想条件”下得到的研究结论，如同“温室中的花朵”一样，很可能会在“非理想状态”的现实情境中失效。
（2）实验者的主观性及罗森塔尔效应。实验者作为自变量的操控者，其自身也是主观的，而这种主观性会深深嵌入到“客观的”研究过程之中。另外，“人们对他人行为的期望，可导致他人向预期方向改变”（罗森塔尔效应），研究人员有意无意的表露研究预期会导致实验对象受到影响，从而影响研究的结论。
（3）实验研究中研究假设的提出，实验变量的选择、操作化与有效控制必须建立于对所要研究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这使得在探索性的研究中，实验方法鲜有用武之地。
事实上，以上所揭示的实验法所具有局限性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这些局限深深地置根于实验法的哲学基础之中。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研究的领域，社会科学家们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秉持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开始了深刻的质疑。在这些质疑的声音中，波普尔（Popper）和库恩（Kuhn）都对实证主义所孜孜追求，通过经验观察而积累的普遍适用的科学知识的存在予以了断然的否认。［28 ］而一些新的思潮（如Constructionism、Constructivism等）也不约而同地对自培根以来启蒙运动所崇尚和追求的“客观的、绝对的知识”提出了异议。［29 ］由于实验法所基于的认识论立场是：研究者以客观的方式，通过经验的观察、分析与研究，揭示客观规律，从而使人类的认识无限趋近真理。但是，在社会领域，研究者如何做到“客观”或者能否做到“客观”这都是通常会受到质疑的问题。同时，由于实验法所基于的实证主义信仰，因而在实验的设计与实施中都尽量“操作”变量（而不是解释变量）。但是，当研究结果产生时，实验者又不得不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从而“使实验法陷入了窘境：一方面是追求解释的实验结果；另一方面又反对对现象进行解释性描述，……遭受到来自自身的强大挑战”。［30 ］
5 实验法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前景展望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实验法有着自身的优势，也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回顾图书馆学以往的研究，实验法已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展望图书馆学今后的研究，无论是在信息有效查询还是有效获取的领域，［31 ］都存在着一些实验法具有应用价值的问题和方面。在知识的组织与整理领域，关于知识分类、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与测试、知识组织手段的评价、情报检索过程认知因素的研究等课题都已经集中了大量实验研究的成果，随着网络化、数字化研究的不断深化，这一领域实验法的应用将更趋广泛。在知识获取领域，关于用户培训方式、图书馆管理方法、阅读行为、读者心理等方面的研究中，因为都包含着可操作的自变量（如不同培训方式的效果），实验法也都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如何使实验法保持优势并克服局限，从而在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多研究者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路。Micheal H. Harris（1986）提出：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的研究应走向整体性，在经验研究中“听到自己的声音”（to hear his own voice） 并辩证地开展研究。［32 ］其他研究者也对未来图书馆与情报学（LIS）研究领域应用实验法的同时克服其局限提出了有益的思路。在这些讨论中，DBR和MMR是两种有启发价值的声音。
（1）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 DBR）。这种研究思路在早期被Brown（1992）称为“设计实验（Design Experiment）［33 ］，Leanne Bowler和Andrew Large（2008）认为［34 ］，DBR作为一种产生于教育领域的方法，在图书馆与情报学领域有着潜在的应用前景。在假设学习发生于真实世界的环境之中的基础上，DBR将研究、设计和实验联结到同一过程之中，从而产生得到理论框架支撑的可用“产品”。这种研究思路保留了实验法的严谨设计，同时又站在了“用户中心”（user-centered）的立场上。Leanne Bowler和Andrew Large乐观地预期，“在图书馆与情报学（LIS）领域，DBR能够使我们理解人们是如何在真实的环境下发现、选择、理解和使用信息的”。这种研究思路，无疑为循证（evidence-based）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选择，也为实验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更广泛的应用提供了可能。基于DBR，国外已产生一系列研究成果，如Large， A.， Nesset， V.， Beheshti， J. & Bowler， L. （2006a）［35 ］，Large， A.， Nesset， V.， Beheshti， J.， & Bowler， L. （2006b）［36 ］等。
（2）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MMR）是一种“为提高研究质量，整合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研究方法”（Raya Fidel，2008）。［37 ］这种方法的名称虽然在图书馆与情报学（LIS）文献中并不常见，但Raya Fidel（2008）通过文献调查发现5%的研究事实上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MMR是一种“数据收集与分析的研究，它在一个单项的研究或探寻的程序中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整合了研究发现和研究推论”（Tashakkori & Creswell， 2007）。［38 ］基于MMR明显的优势，Raya Fidel乐观地估计这种方法会在未来的LIS研究中得到较充分的应用。如前文所述，实验法在国外图书馆情报学研究（LIS）常常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策略）之一，因此，如果MMR成为了未来研究方法的主流，实验法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不应该被忽视。
总之，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实验法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也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在科学化、规范化研究呼声渐高的今天，实验法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必将得以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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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文杰，男，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2010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