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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留苏，父亲蒋介石表面上自称“宁可绝后”，但终归血浓于水。
1925年10月，上海江湾港口，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出。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站在甲板上，望着逐渐远去的港口，唱起了《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
这群年轻人，与其后数批国共两党选派学生一起，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赴苏联学习革命。除超两百名国民政府考派留学生外，出于巩固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的考虑，这些人里还包含20位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别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
当然，要员子弟名单里，还有无法被忽视的蒋经国，日后在中国近现代史留下深深足迹的他，当时只有15岁，也只有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大公子。
共青团员蒋经国
蒋经国留学苏联，其实一开始蒋介石是拒绝的。
年轻的蒋经国比父亲更“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的蒋经国积极参加示威游行，结果被学校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开除。
但当他向父亲提出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时，刚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并没有同意——他对苏联的印象并不好。
不过，蒋经国去苏联的意愿十分强烈，苏共代表鲍罗廷也把他圈进了赴苏名单，再加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邵力子等人竭力劝说，“处于两可之间”的蒋介石最终还是首肯。
1925年11月，蒋经国与同学们抵达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中央车站，随后全员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校方给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了个俄文名字——蒋经国从此在苏联被称作“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
尽管离开上海之前，蒋经国已经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但时处国共合作，同学们虽由两党分派，彼此相处倒也融洽。而蒋经国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却比对国民党员好得多。
这其中也不乏好友邵志刚对蒋经国的影响。由于父辈的关系，加上在上海时都参加过“五卅运动”，赴苏之前经瞿秋白推荐介绍加入中共的邵志刚，与蒋经国的关系特别亲密，常常辅导小三岁的蒋经国学习俄语，而蒋经国也喜欢邵志刚陪着他，为他当口头翻译。1925年12月底，经邵志刚介绍，蒋经国被批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几个月后，一位从巴黎来的小个子插班生担任了蒋经国的团小组长，他叫邓希贤，后改名邓小平。
思想上，蒋经国也积极向革命靠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必先革心》，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一篇蒋经国留苏期间最早留下的文字记录，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贴上墙报《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将这位年仅15岁的作者拔擢为《红墙》的编辑。
不过，在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蒋经国与中共的观点有所不同。他相信，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将在父亲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中共只能充当配角。
“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最初一段日子，蒋经国算得上春风得意。大约1926年底，16岁的他有了一段罗曼史，与冯玉祥长女、15岁的冯弗能坠入情网，不久就结了婚。冯弗能与大哥冯洪国1926年5月才被父亲冯玉祥送来苏联，冯洪国崇信共产主义，一度与蒋经国、廖承志并称“赤色三公子”。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反苏反共”。
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不久，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发表给父亲的公开信：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冯洪国，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响应国民党的“清党反共”政策后，在1927年8月2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声明，与父亲断绝一切关系。
苏共中央也曾通过莫斯科中央大学的共产党支部，要求冯弗能与冯玉祥划清界线。没料到，冯弗能坚决不愿与父亲反目。在政治和亲情面前，她选择了亲情。
“四一二”政变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当局的蜜月走向了尽头。第三国际东方部和苏联当局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在中山大学发布通知：国民党员留学生可自愿选择留校或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回国申请。
通知发布后，共有一百七八十人要求回国，中山大学决定分四种回国路径分批遣送这些学生。至1927年8月下旬，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并遣返回国。
冯弗能也在要求回国成员之列，并试图劝说蒋经国与她同行，蒋经国拒绝了。不仅如此，蒋经国还在1927年7月向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委会写了一封自白书，宣布断绝与冯弗能的夫妻关系。他在自白书里声称，“她想对我加工（改革思想），我也曾对她加工”——暗指冯弗能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影响他的。
1928年5月25日，冯氏兄妹终于获准回国。此后，蒋经国与冯弗能终生不复相见。
留在苏联，很难说是好是坏。没有选择与妻子一同回国的屈武，和左权、刘云等5人被保送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但在1928年夏天，于芝秀以“通共”罪名被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拘捕，经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出面保释，她才得以出狱，同时被迫公开发表声明，与屈武断绝了夫妻关系。
至于已经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的蒋经国，苏联当局并不打算让他回国，几次驳回了他的回国申请，“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实质上，蒋经国成了“质子”。
第四类布尔什维克
应该说，苏联当局还算“优待”蒋经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提前毕业后，蒋经国先在莫斯科军事特种技术学校进修，半年后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大学学习。
1929年12月，蒋经国被接受为苏共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
1930年，蒋经国曾有一次机会回国。那时，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以至于斯大林指示苏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
蒋经国到红军工作的请求也落了空。他被派到莫斯科的狄拿马电气厂当机械工具操作工人，共产国际要他“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
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通过莫斯科决定，并受到密切监控。
陷入失望不满情绪的蒋经国，又惹上另一场政治风波。1931年，他的中山大学同学、已经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来到苏联，两人在一次会议上发生口角。勃然大怒的王明，指称蒋经国为反党、反苏维埃、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要求苏联严惩。
恰逢彼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苏、日三国之间的形势紧张、微妙。苏共中央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蒋经国采取了保护措施，只是把他安排到莫斯科郊外石可夫集体农场劳动。第二年，他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做工。
意外的转折
蒋经国留苏，父亲蒋介石表面上自称“宁可绝后”，但终归血浓于水，在其日记中留下了真实想法：“余近来甚为我经儿忧虑。呜呼！经儿为吾母所最疼爱者，余乃弃之于外邦。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
随着中、日、苏之间关系不断变化，蒋介石一再通过外交努力让蒋经国返国，但均被斯大林拒绝。不过，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状况，倒是有所改善。
他被调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家重型机械厂做技师、助理厂长，后成了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蒋经国与这家工厂的女工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相恋、结婚，同年12月生下长子蒋孝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给中国抗战带来戏剧性转变，也改变了蒋经国的未来。苏联终于同意蒋经国回国，让他影响、支持蒋介石坚持联共抗日的方针。
1937年3月25日下午2时，留下书面保证“回国后绝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或附和托派”后，蒋经国偕全家离开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
“赤化”烙印
回到中国，蒋介石好几天没有召见这位12年没有谋面的长子。
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说情下，蒋介石才答应见长子。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以表达与过去12年彻底决裂的态度。
蒋经国说到做到。在这之后，他不再是苏联共产党员“尼古拉”同志。相反，他以坚决的“反共”立场，出现在中国政坛。
但“赤化”烙印，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消除的。
在他之前回国的冯洪国，同样迅速与父亲冯玉祥恢复了父子关系，并很快在父亲的保送下东渡日本求学军事——在学期间，他秘密地加入日本共产党，并在1931年7月毕业后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他历任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重庆市政协委员。
比蒋经国晚一年归国的屈武，辗转抵达重庆，住在于右任家中，与于芝秀破镜重圆的同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从事统战工作。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同时也是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主席。
即便是蒋经国，也难脱“赤化”影响。
蒋经国的政治生涯始于1938年的江西时期，在那里，他提出“三年计划”，目标是将江西建设成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而事实上，不过是苏联“五年计划”的照搬照抄。
不光是江西时代，实际上，多年之后，他在台湾实施的“十大建设计划”，都还让许多研究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历史学者，有一种依稀似曾相识的感觉。
政治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蒋经国深信，一个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必须两条腿走路，要抓住民心得靠计划经济，要抓住政权，则要仰仗秘密警察。
1947年2月，蒋经国向蒋介石提出了“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该计划集中央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交通警察总局六个情报机构的权力于一身，如果蒋介石接受了这项构想，那么蒋经国将取代戴笠，成为新一代更有实权的特务首脑——不过，因为内战的原因，该计划被蒋介石无限期搁置下来。
败退台湾后的蒋介石曾总结教训，结论之一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力。因此，1950年3月，他任命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和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后改为“国家安全局”）——前者是军队中的政治机构，后者则是“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的变体。直到1988年去世，蒋经国都是“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
但要承认的是，台湾受美国影响太深，使得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虽有些许苏联形象，但并非“复刻版”。而自从蒋经国逝去后，这些许形象，至少在台湾，已消失无踪。
（治中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