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梁启超;文献学;理论实践;研究;图书馆
摘 要:梁启超是一位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本文主要论述了梁启超在文献学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他积极创办图书馆,参与图书馆活动,其一系列文献学的思想和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和现代学术的起源。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0)02-0134-03
梁启超一生酷爱图书,他的饮冰室藏书达3470种,41819册,且有不少珍本、类书。尤其是晚年,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而且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他是“近代藏书楼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1917-1927)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
1 积极创办图书馆——开近代图书馆学的先河
1.1 创办万木草堂书藏
梁启超早年在万木草堂读书时,就已经认识到学术强国的重要性。从事学术研究必须有大量的图书,当时把图书集中的地方叫“书藏”,于是,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为依托,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创办万木草堂书藏是梁启超第一次从事图书馆活动。他列举了创办“书藏”之明效,并“与二三同志,各出其所有之书,合庋一地,得七千余卷,使喜事小吏典焉名曰万木草堂书藏”,在书藏的作用上,他说:“伦敦大楼藏书至五千余卷,入楼借阅之人,岁以亿万计,其各地域邑都会莫不有书楼……此所以举国皆学,而富强甲于天下也。”
1.2 创办强学会书局——中国第一个学会藏书楼
1895年7月(清光绪二十一年),改良派经过数月酝酿,在北京设立了维新运动总机关——强学会,首先入手的工作便是建图书馆。梁启超提到强学会应办的5件事中,便有“开大图书馆”一事。1912年10月21日,梁启超在莅临报界欢迎会演说辞中称:“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即欲办图书馆与报馆”,当时曾得到了各省督抚的捐款,甚至连英美公使及北京书商也愿意捐助图书。于是在1895年10月成立了强学会书局,供人阅览。
1.3 创办松坡图书馆——近代私立图书馆的开端
1916年11月,蔡锷病故于日本福冈医院。“十二月,先生为纪念蔡松坡,计发起倡办松坡图书馆以纪念之。”梁启超的倡议得到了很多要人的赞同,纷纷捐款以作馆资。1918年,购得上海徐家汇姚主教路转角的余邨园,改名为“松社”。他说:“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世风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功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愿常为文字以与天下相见,若能有补国家于万一,则吾愿遂矣。”1918年11月上旬,梁启超上书黎元洪,请他把保和殿所藏《四库全书》复本拨归松社保存,下旬,又呈文黎元洪,请求将政府接收的宜都杨守敬藏书转给松社。1920年,梁启超访欧归来,以带回的1万册图书为基础,建立了图书俱乐部。随后,梁启超又收集外文图书6000多册,国民政府也拨给松社宜都杨守敬的旧藏中文图书25000册。尚志学会亚洲文学会将2000多册日文图书捐赠给松社。1922年,政府当局将北海公园内的快雪堂和西单石虎胡同七号作为松坡图书馆馆舍。12月,松社成员在北京开会,正式成立松坡图书干事会,创办人梁启超自任会长。1923年6月20日,“松坡图书馆择定馆址于北海快雪堂,先生为《馆记》1篇”,详细阐明了建馆的原因:“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七日,蔡公毙,国人谋所永念其志者,则有松坡图书馆之议。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书作先备。十二年春,所储中文、外文图书既逾十万卷,大总统黄陂黎公命拨北海快雪堂为馆址。于是以后原奉祀蔡公及护国之役死事诸君子,护前楹藏书以供阅资。”1924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北平正式成立”。快雪堂为第一馆,石虎胡同为第二馆。不久,两个馆先后向读者开放。梁启超在《松坡图书馆劝捐启》中说:“蔡将军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而其唯一之留贻纪念,实在本馆,本馆永存,则蔡将军之精神随而永存;本馆光大,则将军之志事随而光大。”
松坡图书馆是我国一座较早的私立图书馆,对国民的文化精神教育起到了良好作用。1929年梁启超病逝后,一直开放,几经周折维持到北平解放。1949年,松坡图书馆归并到北平图书馆。
2 积极主持图书馆工作
2.1 促成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
1925年4月,梁启超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馆员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并当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首席董事。同年6月,推迟了去北戴河休养,2日在该协会作重要演讲,将中国与世界的图书馆事业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差距,对中国图书馆的发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提出集中力量先办一个示范性的图书馆,增强人们的图书意识和对近代图书馆的了解,同时附设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培养新型人才。梁启超以极大的热情、不懈的精神,全面推动图书馆事业向前发展。
2.2 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与北平图书馆馆长
1925年1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聘用梁启超、李四光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正副馆长。国立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清学部奏请成立的,是清末西学东渐的产物。鉴于当时中国的状况,京师图书馆创立伊始便步履维艰。自1918年起,北京政府为了节省开支,馆长由教育部次长兼任,不另支薪。1924年9月,北京政府为保管和处理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创设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次年6月,决定拨款发展永久性图书馆事业,随后与教育部签约,合办京师图书馆。1926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致函中华教育基金会,称因国库支出难于履行双方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契约。于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遂决定独立筹建北京图书馆(1928年10月改名为北海图书馆,非今北京图书馆),聘梁启超为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袁同礼为图书部主任。1926年,北京政府决定改组国立京师图书馆,仍聘梁启超为馆长,梁启超则“以一人而兼三馆馆长”,这就迫使他一方面对图书馆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对图书的管理。梁启超上任伊始,中华教育基金会出资的北京图书馆资金又有了保障以后,其更关注图书的采购和对历代古籍的收藏。当他听说吴兴蒋氏“密韵楼”藏书尽归上海东方图书馆后,便立即写信给张元济,请求将其中有复本的让给北京图书馆。原京师图书馆第三任馆长,出手一批旧籍,梁启超亲自过目定价,他甚至表示,即使价格酌增,北京图书馆也一定要买下。在梁启超的叮嘱下,北京图书馆收集到一些名人的私人收藏。董事会四年拨给北京图书馆的100万元中,除用于建筑等项支出外,梁启超用30万元采购新书,至1929年与国立京师图书馆合并前,中文图书购入8万多册,其中有私人专藏、稿本、方志、家谱、和大量的新书。西文图书也购入3万多册,包括一些重要的参考工具、各国政府出版物、全套期刊、文学、音乐、美术专著和博士论文,此外,还购进了极有价值的满蒙回藏等文种的书籍。这些书籍不但奠定了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基础,也补充了国立京师图书馆新书短缺的不足。同时利用两馆丰富的藏书,与李四光、袁同礼潜心研究制定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2.3 提倡和支持开办图书馆
梁启超不仅自己参与图书馆建设,而且对别人建藏书楼也热情予以支持。强学会被封后,会员美国人李佳白想建“尚贤堂”,梁启超欣然写了《记尚贤堂》一文,赞扬李佳白“思集金二十万,次第举藏书楼,博物院等事,与京师官书局,大学堂相应,其爱我华人亦至矣。”“吾侪拭目以俟李君”,期望建成为国人服务的图书馆。
1923年,安徽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在被称为“前清学者第一人”的戴东原读书故址上建“戴东原图书馆”,梁启超给予热情关注,说人们会因为此馆感到:“夫一国中贵有大师者,非谓其能尽治天下之学而造其极也。彼其人格足为后世模楷,于其学能引端绪,使人由其涂焉以隅反而孟晋,则其所绳继而浚发者无勇极也。则东原先生其人也。”
梁启超不但亲历亲为创办图书馆,支持图书馆建设,而且为图书馆事业大声疾呼,不遗余力地工作,他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其一,通过政府支持图书采购。他在呈给光绪皇帝的《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有:“七曰藏书”,《论学会》中16项工作有:“七曰咨取官局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九曰择购西方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十曰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收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流览。”以上几项均与藏书有关,而藏书建设,是开展为读者服务的基础,是图书馆必备的物质条件。其二,通过舆论媒体,扩大宣传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其创办的《清议报》第17期上,发展了题为《论图书馆与先进文化——大机关》的文章,对中国的图书馆作了理性的概括,认为中国图书馆必须面向民众,收藏古今,广泛建馆,重藏重用,才能有所发展。其三,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刚刚起步的图书馆事业。在松坡图书馆成立时,为筹措经费,争取各界予以支持,亲自撰写了《松坡图书馆劝捐启》、《筹办劝捐简章》、《松坡图书馆馆记》。梁启超向社会募捐的同时,自己每日写字卖钱。据梁启超的学生周传儒回忆,梁启超每天晚饭后休息十分钟即开始写字,一个大字卖十块钱,每月可得二三千元,全部用于补充馆中经费。梁启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由于政局多变,政府拨款长期不到位,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努力筹集经费,敦促政府按月拨归经费,多次组织捐书活动。他率先垂范,自我约束,断然采取内部措施,从馆长到馆员都压低了薪金:馆长300元,副馆长250元,图书部主任200元,普通馆员100元。1926年11月暹罗贵宾到国立京师图书馆作客,宴请贵宾的费用由梁启超从个人薪金中支付,以节省馆务开支。冬天,馆中无煤生火,无纸糊窗,冷风飕飕,一如殡舍,他又捐馆长薪金以维持。1927年3月,国立京师图书馆的窘境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梁启超毅然拿出个人积蓄十几年的永年人寿保险单,交由通易信托公司抵押,借出现款补充经费才使馆务绝处逢生。其以私济公在当时的中国图书馆界绝无仅有。吴其昌由衷赞叹梁启超对北京图书馆的贡献说:“先生建设国家文化事业之热心,乃出于天性。可为吾辈之模范。北平图书馆充实完备,庄严矞皇,得呈今日之伟观者,大半出于先生之苦心擘划,经营创始,并由于任用袁守和先生之得人。”其四,开个人捐书入馆之先河。在他病重及在逝世前,仍关心图书馆建设,并立下口头遗嘱,将自己的藏书全部捐给北平国立图书馆。1930年2月,梁启超生前存书41089册,碑帖千余种及手稿、信札等捐入北平图书馆。这凝聚着梁启超的智慧心血和对中国图书馆的贡献。1931年,《国立图书馆馆务报告》中说:“本馆去岁承梁任公先生遗族以梁先生全部藏书寄存本馆公开阅览,学者称便。”
3 酝酿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中国图书索引》
1926年,梁启超辞去京师图书馆馆长职务后,并未中断自己所倾心的图书馆事业,他忍受疾病的折磨,1927年7月着手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梁启超计划“将中国数千年来曾有书籍若干种,现有书籍若干种,悉数网罗,分别说明,以近世最精密之表式,作古今典册汇总之簿录。”这个相当于中国古今图书总目的计划,即是梁启超提出的“中国图书馆学”的自我实践,他向北平图书馆提交了编纂计划,在得到馆方的批准后,又慎重的用自己的“饮冰室”藏书进行了实验,这才开始了正式。编纂工作。他积极组织人力查找资料,编制卡片,并于每月中旬将前一个月的工作进展向馆方报告。“关于编这两部书,我要放许多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就,尤其是头一年训练出能编纂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但由于身体的原因,只完成了《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簿录之部、官录与史志、金石门丛帖类初稿的写作。即便如此,在实际应用方面,可谓“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
总之,梁启超一生特别是最后十年,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中国图书馆事业,推动了中国文献的发展并做出极大贡献。虽没有鸿篇巨著,但从其散见于报刊杂志的一系列文章中,可窥见这位文献学家的崭新理念。他的诸多理论开启了近代文献学研究的序幕,既阐前人之精微,又启后学之津梁。他在文献学上的工作与实践,使他成为近代文献学史上的领军人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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