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部分,在内涵上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阶级意志之间的相对平衡的合力论。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偏颇,对它的误读造成了两种路向的舛误,即生产力自流决定论和主体导引决定论。文章通过对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的深入挖掘,结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对我们今天如何防止和规避两种路向的舛误,更好地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B03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1494(2010)02-0006-06
收稿日期:2009-11-18
作者简介:袁赛男(1982-),女,湖南邵阳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管理哲学。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既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又要充分重视主体力量和精神因素的递增作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作了全面、深刻的考察。今天,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并在新时代下发展创新,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真实内涵,合理规避双重路向的舛误,从而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缘起
在19世纪9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歪曲和挑战:一方面是来自以文艺批评家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另一方面是来自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歪曲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宿命论,把人们创造历史的经济状况的前提膨胀化、夸大化,在经济庸俗决定论的绝对统一的板块上来理解上层建筑,进而将上层建筑视为经济状况的一个因素。在青年派的这些理论中,人创造历史的主动作用已丧失殆尽,人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棋子”、历史必然性的“奴隶”。
以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主要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和“社会静力论”,把承认历史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混为一谈。同时,资产阶级思想家极力论证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的不可分割性,根本否认物质条件和思想领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作论证。
当时,这两股思潮在无产阶级和广大青年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理论上也引起了惊人的混乱。1890年9月,柏林大学数学系学生约•布洛赫(1871-1936)写信向恩格斯求教。信中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如果肯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是否意味着否定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二是如果承认个人创造历史的作用,则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理是否还能够成立?
针对约•布洛赫的求教,恩格斯在回信中完整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科学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并对历史进程中人与自身历史的关系这个思想主题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1]。
毋庸置疑,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由于批驳唯心史观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比较侧重于强调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尽管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但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理论疏忽。恩格斯晚年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他所说:“我们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69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恩格斯在历史合力论中论述了经济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因素,对历史起作用的还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在经济状况是基础的前提下,上层建筑对社会历史的进程同样起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
由此可见,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早期的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发展重点向注重上层建筑相对独立作用的发展重点的转变;从注重经济决定作用的社会发展论向注重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相对平衡的社会发展论的转变。因此,可以说,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提出不仅回击了资产阶级学者们和青年派的歪曲和攻击,而且完善、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相对平衡的合力论: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维度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在内涵上主要是社会发展的相对平衡的合力论。它分为广义合力论和狭义合力论两种类型。广义合力论是指经济状况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对平衡的合力情形;狭义合力论是指经济状况与阶级、阶层、个人的力量的相对平衡的合力状况。广义的历史合力论是狭义的历史合力论的理论基础,而狭义的历史合力论则是广义的历史合力论的逻辑结论。
广义的相对平衡的合力论是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立足点。恩格斯分别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统一、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两个方面展开论证。
首先,恩格斯在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2]695。恩格斯在此坚持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无疑是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出发点,是不可动摇的;但这个决定性作用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所以恩格斯对这四个字加了着重号。恩格斯强调这一点,“就很好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同主张意志、动机决定历史进程的历史唯心主义区别了开来,同时又与那些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庸俗化做法划清了界限,从而全面地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3]。
其次,“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2]696在恩格斯看来,整个总体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状况,因而“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就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在经济基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成为该具体历史事件的决定性因素。“很显然,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虽然是经济状况内容的形式和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4]。形式的取舍将决定内容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形式的发展还将决定着内容结果的或快或慢的到来。因此,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将会出现两者相互失衡的状况;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作为历史合力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会出现与经济状况的失衡。
再次,“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696在这里,恩格斯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基于“经济基础上的各因素相互作用论”。历史过程就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上层建筑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虽表现为必然的经济运动的偶然性事件,但偶然性事件的积累及其状况将毫无疑问会推迟或加快经济必然性的实现。因此,在必然与偶然的矛盾中,上层建筑也将会出现对于经济状况的失衡现象。如果不懂得這种交互作用,就等于抛弃了历史辩证法,就会把历史发展的研究过于简单化,从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在阐明了广义的相对平衡的合力并以之作为理解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之后,恩格斯才进一步提出了旨在表征具体历史结果的狭义合力概念。恩格斯是这样说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697。
这里的合力概念,显然是从个人意志动力的角度来谈的,我们将其命名为狭义合力。狭义合力论的各力量分支就是各个阶级、阶层、个人的力量,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力量。它们总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原因,才形成了自身的运动方向。分支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历史事变,就是历史发展的形形色色的表现形态。然而,我们决不能把广义合力和狭义合力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说“狭义合力”是直接从许多单个意志的交互作用中引衍出来的,那也只能表述为外显的内容。因为阶级斗争只是上层建筑的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表现之一。因此,狭义历史合力论同样也是与经济状况相对平衡的合力论。
由此可见,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具有可变性,它是一个动态性的相对平衡的合力系统。因为,一方面构成合力系统的经济状况和上层建筑等内部因素、各个分力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它们的力量的大小和变动方向都影响着合力系统的可变性;另一方面,经济状况和上层建筑各种分力的统一,是在彼此之间的协调和排斥的矛盾关系中实现的,因而就必然推动着合力系统呈现出不断地失衡和平衡。因此,恩格斯总结到,经济状况并不是绝对完全地统一了上层建筑各因素的社会基础,两者之间常常出现相对失衡的现象,上层建筑会在与经济状况相对失衡的情形中发生作用,这里,“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2]697
三、双重路向的舛误:生产力自流决定论和主体导引决定论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历史合力论是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恩格斯首先肯定经济状况的根本性的决定地位后,又肯定了“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历史进程是主体人的创造性与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辨证统一。
这就是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基本理论要点。在恩格斯之后,历史合力论被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所继承,并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差错,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在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观点的时候,曾出现了偏颇和舛误。这些舛误主要是表现在辨证的逻辑质点上发生了重大偏差,即片面地发展了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相对平衡的单个方面,结果造成了两种路向的舛误,即生产力自流决定论和主体导引决定论。这两种路向的舛误主要是抛弃了辩证法,将事物矛盾着的对立绝对化地视为对立的两极,违背了发展过程是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中进行的相对平衡的状态。
主体导引决定论,是指片面地夸大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从人类社会历史特殊质点畸形地滑向了唯心史观的错误理论(精神动力论);它认为人类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自觉力量才是历史进程中的根本力量。这种舛误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对社会存在特别是生产力和物质基础在人的意识中的决定性作用则重视不够甚至有所忽略。
勿庸置疑,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初期,毛泽东就特别地重视人民主体的力量。在大革命低潮时期他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建设初期,掀起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场面更是让人记忆犹新。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南泥湾精神,一路是蓬勃高涨的激情。正是这种主体的意志力量使中国摆脱了一个个困境,走出重围,迎来新生。但是,当时代条件转变为建设实践之后,这种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却被过分地夸大,走向了主体导引决定论。这种主体导引决定论的舛误却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在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中表现尤为突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偏重意识形态的争论,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大搞“政治斗争”和“政治挂帅”,导致上层建筑的职能无限扩张、畸形发展,而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和实际状况缺乏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对经济建设重视不够,甚至经常受到“革命”和“政治”的冲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主体导引决定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生产力自流决定论,是指片面地夸大了生产力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力因素视为惟一决定性的因素,从恩格斯平衡的辨正的历史合力论畸形地滑向了机械的“直线性”和“一线性”的经济决定论。这种路向的舛误是对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曲解,根本抹煞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无视上层建筑对经济状况的反作用,其必然结果只能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人被外部对象奴役的现象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
不可否认,生产力自流决定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合理性的。它毕竟能给人们带来短期的受益,能告诉人们“我们一定会胜利”,这是一个“必然性”的价值悬设。但是在这样一种路向的舛误中,人类历史似乎成了自然历史的一个附属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只能站在这一客观进程旁边消极地观望。在他们的眼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离开人而独立运动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自然而然的客观物质进程,似乎物质生产力的生长自动产生着经济进程的变动,再由此发生出全部社会上层建筑的改变。这种路向的舛误主要体现在第二国际在对历史合力论理解上的根本缺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称之为“经济就是一切的”经济主义。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为此进行过评判,称这是一种“透过卑污的惟利是图的利益的棱镜来观察一切事物的错误观点”[5]。
为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它具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因此,承认人的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主体导引绝对论(唯意志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不能走向生产力自流决定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
四、双重路向的规避: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这些思想不仅科学地反映了历史合力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层次的完整结构,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如何防止和规避两种路向的舛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整体改革,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在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上,全面重视社会动力系统中所有因素协同并进的整合作用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看到,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使我国的人民政治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总的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目前许多矛盾和问题相互交错、相互钳制的新形势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对各种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这已成为当今最为突出的问题。目前民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譬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问题也无一不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不深入、不充分、不完善有关。
依据恩格斯历史合力原理,我们可以知道,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虽然是经济状况内容的形式、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上层建筑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可以阻碍甚至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使之朝着相反的方向,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这一点,邓小平认识得非常深刻。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的基础上讲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6]邓小平的论断凸显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社会结构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动力。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这个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又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为此,我们在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整体改革的进路上,即要规避生产力自流决定论又要规避主体导引决定论,全面重视社会动力系统中所有因素协同并进的整合作用。
历史合力是一个系统,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执政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应当善于统筹全局、合理规划,发挥社会动力系统中所有因素的整合作用。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既要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及时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既要重视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又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既要重视主体对社会行为的调节,又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动力杠杆――科技革命,等等。同时,还应该把握客观规律,科学思考,合理制定改革措施;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二)在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上,高度重视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告诉我们,社会历史变迁的最终根源和最终动力只能从经济因素中去寻找,而不能从精神因素中去寻找。经济是基础,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面貌。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上,应高度重视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只有经济搞上去了,才能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充分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DP已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200美元增长到如今的超过1000美元,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在成就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失业率增长,社会诚信度下降,制假售假屡禁不绝,有毒食品屡屡发生;腐败指数上升,大案要案数量增多;环境污染严峻,水质、空气质量、食品质量下降,威胁人的生存生活质量。
这些社会现象都在告诫人们,生产力在历史进程中归根到底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能把生产力因素视为惟一决定性的因素,经济的发展必须同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协调。而且,经济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它必须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在高度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时,应该破除将社会形态演进简单地直接归结于经济原因的“生产力自流决定论”,不能只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不能单以GDP的高低看成就,要改变以往那种以GDP论成就的政绩观,要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准。
(三)在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上,充分重视主体力量和精神因素的递增作用
恩格斯指出:“在历史发展中,正是这样无数个人的单个意志组成的历史合力,才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虽然历史发展的合力及其趋势,归根到底是受经济运动的必然性支配的,但任何个人的意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每个人对合力都有贡献,个人意志并不等于零。”[2]697在这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构成历史合力的个人意志的作用。恩格斯的合力思想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又一种表述方式。这种思想启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每一单个意志的作用,要重视人、尊重人,重视人的主体作用和精神力量,只有最广泛地调动民众参与到这一进程中,而不是将民众作为旁观者或无关者漠然置之,才能真正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当前,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希冀。“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反映民情、顺应民意的好政策虽然制定出来了但得不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另一方面是反映民众政治改革需求的呼声得不到反映和重视,无法进入政府关注的视野中,也无法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中。”[7]
因此,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充分重视主体力量和精神因素的递增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公众参与和成果共享。试想,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赢得民主和法制的权利,公众根本就没有参与改革的任何机会,公众的思想和言行也就根本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成果共享。成果共享取决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同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众创造民主和法治的权利,社会改革成果肯定被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各种权力和财富等)的社会强势群体所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同时,建立一个合理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也是当前政治生活中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的一个当务之急。目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应该努力形成一个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使人的主体力量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更来自于人民民主意识和当家作主及主宰自身命运的意识的增强。只有充分地发挥人民的主体能动性和精神动力,让人民真正地参与到政治体制改革中来,那么党和政府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社会大众的意愿、要求和呼声,才能使决策更符合实际,更能体现民意,也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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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浩明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Composition of Forces by Engels: the Approache Sele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China
YUAN Sai-nan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Beijing100091)
Abstract: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Composition of Forces founded by Engels, is the key to Marxist theories, which connotatively appears to be a relative balance among economic foundation, superstructure and class will in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misunderstanding, misreading it resulted in two kinds of deviations, namely: indulgent determinism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subject-oriented determinism. This article,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and through deep exploration into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Composition of Forces by Engels, aims to make us understand how to avoid the two kinds of deviations and better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approaches of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Engels; Historical Composition of Forces; economic foundation; superstructur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