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辨文指一切说理文字，之所以是“论辨文”而非“论辩文”，笔者要的是“辨”字“辨析”“分析”的意思，这是一切说理文字普遍的方法。而“论辩”的“辩”字是“辩驳、辩论”的意思，是“论辨文”的一种体式。
论辨文的旨趣（性质、特点、目的）是什么，即为什么要写论辨文，论辨文存在的意义，这是必须界定清楚的。这个问题似乎回答起来不难，可是真要说清楚也并不容易。
我国现代语文学家对论辨文旨趣的研究是十分关注的，他们的观点，是当今论辨文研究与教学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值得认真审视与思考。由于所论极为丰富，无法一一涉及，只能择取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名家的观点，择要引述与评析，以期得窥论辨文写作宗旨之堂奥。
一、梁启超：发表或修正他人的主张，希望别人从我
梁启超在1925年出版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是我国现代作文教学法专著的开山之作。其“论辩之文”（此处遵照梁氏原著写作“论辩”）的旨趣观是“希望别人从我”。他说：
论辩之文，是自己对某种事件发表主张，或修正他人的主张，希望别人从我（论辩文的效果是要得人赞同），凡分五种（1）说喻；（2）倡导；（3）考证；（4）批评；（5）对辩。
说喻之文是对于特定的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发表自己的意思，劝他服从某道理，或做某件事。
倡导之文是标举一种政策或一种学术，树堂堂正正之旗，对于全国人（非特定人）或全世界人，乃至将来之人，发表意见。……此类文注重普遍性，如现在有人主张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并非对于现在中国的情形而言，乃认为天下真理所在，无论何国皆应如是
考证之文，在五种论辩文之中，其余四种文字往往要用考证，因为无论何种文不能不用考证（非篇篇皆须考证，有许多已公认之理，无须考证，有许多非考证不可……）
考证差不多是论辩文之中坚，不用考证很难做来一篇圆满的文字。有许多文字专做考证，专考一事供给别人或自己倡导批评之资料。
批评之文，说喻和倡导都是自居第一位，批评之文有三种
（1）自居于第二位者。
人家有一说喻或倡导，我来批评他。譬如你说军国主义好，我说他坏，是为驳难的批评，属于此类。
（2）自己第三位者（超然的）
两方面互相争辩，我拿公平的眼光批评两边的长处和短处：或人家出版一部书，我对于这书不立于反对地位，特将书中要点提出，对于书中好处表示赞同，不好的地方表示反对，皆是此类。
（3）纯粹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并无第二位第三位之关系者。
如评白香山的诗，既非附和，又非赞同，不过看他在文学界中与人不同之点，和他的价值如何。
对辩之文，是答人家的批评，或不待人家批评我，而我先算到将有某种某种非难一一驳斥之。
这一类文在中国很少，外国很多：如柏拉图、苏格拉底常用之。设为主客问答，通篇辩论到底，在中国便没有这种文字。……
论辩之文最最要条件有二：
（一）耐驳
（二）动听
耐驳要经过思想内容之整理，动听要经过技术上之整理。
至今，这仍可视为较为全面、深入、精要、严谨的对论辨文的认知。
梁氏先对“论辩之文”的旨趣作提纲挈领的表述：“论辩之文，是自己对某种事件发表主张，或修正他人的主张，希望别人从我（论辩文的效果是要得人赞同）”，简洁、精要、明了，强调三点：
一是性质层面的界定：自己发表主张，或修正他人的主张。“自己发表主张”即“立论”，“修正他人的主张”即“驳论”（含深化他人的观点）。在写作“功能”上，虽然没有明确作“立论文”与“驳论文”的区分，但实际上涵盖了“立论文”与“驳论文”这两大门类。
二是目的层面的界定：“希望别人从我（论辩文的效果是要得人赞同）”。在写作“效能”上，也涵盖了“论辩”的上述两大门类。特别强调“要得人赞同”，就是突出其“说服性”，将说服读者视为写作目的，这是“论辩之文”写作的基本诉求。
三是行文层面的界定：耐驳，动听。为了达成“从我”的诉求，从表达技术上加以保障。这两点都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虑，为了提高说理的质量与阅读效果。关于这两点，梁启超对此有详细的说明，是“论辩之文”部分的重点。“耐驳”，讨论的是如何说理；“动听”，讨论的是行文技巧。
他不但有对“论辩之文”总的界说，还有对第二层次五种“论辩之文”的界说。注意从抽象延伸到具体。他将“论辩之文”分为五种，力求“包举”“论辩之文”的全体。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指出其中“考证”类的重要——“考证差不多是论辩文之中坚，不用考证很难做来一篇圆满的文字。”“考证”类既作为论辩文的一种，又是所有论辩文的基础，一切论辩文都必用到考证，就是对基本概念的辨析、考究。——这大约是继承了清代“朴学”与桐城文论（“义理、考据、辞章”）的重“考证”的传统。确实，“考证”，含概念的阐释，对于论辩文写作是极为重要的，是基本功，在教学中要给予高度重视。我以为，这里的“考证”，既可以作为一种文体，也可以视为一种论辩文的说理方法，可以引申为对基本概念、重要概念或有歧义的概念的“阐释”“界定”，有较为普遍的应用性。
二是特别对“批评之文”——“论辩之文”的第三层次——作了最为详尽的界说。表明了对其重视。他从作者所处位置的角度，将“批评之文”分为三类，一一指明它们的特点。——“批评之文”就是评论之文，涵盖面广，从今天看，包括时政评论、文艺评论、思想评论、书文评论等，单单文艺评论就包括影视评论、音乐评论、绘画评论、文学评论等，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如文学评论还可以分为小说评论、诗歌评论、散文评论、戏剧评论等。确是论辩文中较为常用、实用的，也是学术研究中常用的，因此，可以成为学生学习论辩文写作的主要体裁。梁启超对“批评之文”从三种不同的视角所作的区分，是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可以进入到论辨文教学的知识系统与练习系统中。
当然他的分类也不是没有问题。分类标准不统一，造成考证之文与说喻之文、对辩之文等的交叉，批评之文与考证之文、对辩之文等的交叉——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论辨文很少是单一指向性的。
二、陈望道：使人信从作者的判断，基于确立判断的欲求
陈望道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明智书局），是我国现代写作学开山之作。他的“论辨文”旨趣观也较为简约、精辟，其中基本观点是“使人信从作者的判断”。他的论辨发生学认知是其特色。
论辩文底旨趣，在乎——使人信从作者的判断
人类思想不能尽同：同是一事，有人以为是，有人或以为非；同是一景，有人以为美，也许有人以为丑。在这是非、美丑、善恶等等的纷纭之中，我们自己决不能没有一个判断，也不能没有在纷纭中确立自己的判断的欲求。既有这欲求，就不能没有列举证据、条陈是非曲直使人信从的努力。这列举证据，条陈是非曲直使人信从的努力，就是论辩文。
所以每一篇论辩文。对于所论，当时（1）必有（实际的或假定的）种种异议，（2）作者必有一个确定的意思，（3）作者必有使别人信从自己判断的意志。概括说，就是：使人信从自己判断的一句话。一切论辩文，旨趣必在这一句话。
陈望道阐明的论辨文的两个要件是：一是“作者的判断”，二是“使人信从”。这个意思与梁氏所言相似。
他与梁氏不同之处，可归纳为四因：
第一是指出其社会因。即在世事纷纭中“论辨”的必要。
第二是指出其个体因。“论辨文”写作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人内在的作出判断的欲求。他认为人皆有确立自己判断的“欲求”，与为了实现这一欲求，所作的使人信从的努力；论辨文就是这一自然欲求的体现。——凸显“论辨文”写作的动力源，这是陈氏最有特点的表述。要是学生没有作出判断的欲求，论辨写作便无从谈起。这可以视为论辨写作的首务。
第三是指出其功能因。论辨的功能是说理，梁启超主要强调的是表达观点，二者着力点不同。
第四指出（使人信从自己的）目的因——“论点”的重要。陈氏的论辨文旨趣表面上看是落在文本构成要素上：“判断”——“一句话”。实际上其中内隐着这样的目的：使人“信从”自己的“判断”。
陈氏界说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论辨文”写作教学，应重在激发学生确立自己判断的欲求，并使之为了让人信从自己的判断而作出努力。他抓住了论辨文写作的根本——论辨发生的内因。他对论辨动力因的揭示，尤其是对“社会因”：“在这是非、美丑、善恶等等的纷纭之中，我们自己绝不能没有一个判断”，与“个体因”：“……也不能没有在纷纭中确立自己判断的欲求”的揭示，从社会性、人性——精神性上，为我们指明了论辨写作发生的因由。告诉我们，论辨的发生，是基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需求、人的独立判断、自我表现的欲求。特别重要的是“个体因”，做出自己的判断、表明自己的观点，并说服他人信从自己的观点，是人性的基本欲求。
这一点对论辨写作颇有助益。它让我们明白论辨对人之重要，为论辨文写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三、夏丐尊、刘薰宇：以使人承认为目的，概假定有敌论者立在前面
夏丐尊、刘薰宇1926年出版的《文章作法》（开明书店），开创了“知、行合一”的作文法。其“议论文”旨趣观，直截了当地指出论辨写作是“……以使人承认为目的”，由此出发，阐明了一切论辨文写作都要“概假定有敌论者立在前面”，就是揭示了论辨写作的驳论性特点。其旨趣观要点是：
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别人的意见，以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
…………
说明文的目的是在使人有所知，议论文不但要使人有所知，还要有所信。
第二是性质不同。试就两者的题式看就可明了。说明文大概要单语为题。如“社会主义”“教育”之类。议论文则用一个命题为题，如“社会主义可行于中国”“教育为立国的根本”之类。一般议论文的题目，虽也有只用单语的，如“男女学论”“孔子论”等，但不过是形式的省略。若从文章的内容去考察，便知仍是一命题……
第三是态度不同。说明文比较地偏于客观的，所以虽有时因各人的见解下同，不能人人一致，也有敌论者，但作者并不预计的。议论文却恰好相反，实际上虽未必就有人反对，作者心目中概假定有敌论者立在前面。因为若一切都成了定论，和数学上的公式一样，本来就无议论的必要了……
议论文虽和说明文不同，但议论文中用说明文的地方很多。因为没有说明作基础，判断很不容易下……
夏丐尊、刘薰宇给议论文所下的定义，与前面两家比较，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发挥自己的主张”——立论，“批评别人的意见”——驳论，“以使人承认为目的”——使人信从。他们着重将议论文与说明文进行比较，以揭示其文体特点：
第一是指出“议论文不但要使人有所知，还要有所信”。“有所知”，靠的是说明；“有所信”，靠的是“议论”。就是说，议论文具有一定的说明成分，但说明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使人“信从”。议论文关键要在使人“有所信”上下功夫。
第二是指出议论文必有一个作者的判断，不仅仅是对概念的阐释。议论文的题目往往就是文章作者的“判断”——“论点”。这跟陈望道强调“旨趣必在这一句话”较为相似。都是对论点的关注。
该界说是通过对议论文与说明文的“同中求异”，来彰显、强调议论文的特性。这一区分很有针对性与实践性，不致使人将这两种文体弄混了。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指出了“作者心目中概假定有敌论者立在前面”，就是说，论辨文都带有一定的“驳论”性，即便是“立论文”也是如此。论点要使人信从，说理就要有假想的敌论，要针对“敌论者”可能的反驳进行说理，不能无的放矢，自说自话——这是夏丐尊、刘薰宇的界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揭示了论辨文的“驳论”的本质。这对于论辨说理达成“以使人承认为目的”，至关重要。
这实际上说的是论辨写作中的读者意识。读者是作者要说服的对象，必须要假定读者有反对的意见，读者便是持不同观点的“敌论者”，说服读者是论辨文写作的目的，因此，说理不应是作者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今天的议论文“三要素”思维，就是不考虑敌论的自以为是的“论证”，这是无效的，是达不到说服读者的目的的。论辨务必要围绕着读者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不同意见展开，这才是有效的说理，才能达成论辨“……以使人承认为目的”这个旨趣。
四、叶圣陶：表示作者的见解，议论一件事物只能有一个判断
叶圣陶在1924年出版《作文论》（商务印书馆），其“议论”旨趣观主要强调的是“表示作者的见解”，着重阐明这个“见解”在文中体现为“一个判断”。这“一个判断”就是指“中心论点”，一切说理都是围绕着这个判断展开的。他的重心是放在说理系统的建构上。他说：
议论的总旨在于表示作者的见解。所谓见解，包括对于事物的主张或评论，以及驳斥别人的主张而申述自己的主张。凡欲达到这些标的，必须自己有一个判断，或说“这是这样的”，或说“这不是那样的”既有一个判断，它就充当了中心，种种的企图才得有所着力。所以如其没有判断，也就无所谓见解，也就没有议论这回事了。
议论一件事物只能有一个判断。这里所谓一个，是指浑凝美满，像我们前此取为譬喻的圆球而言。在一回议论里固然不妨有好几个判断，但它们总是彼此一致、互相密接的；团结起来，就成为一个圆球似的总判断。因此，它们都是总判断的一部分，各各为看总判断而存在。……因而议论一件事物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判断了。
……
又，议论是希望人家信从的，人家愿意信从真实确当的判断，尤愿意信从这判断是恳切诚挚地表达出来的，所以议论宜取积极的诚恳的态度。
叶圣陶的界说注重议论须“表示作者的见解”，“必须自己有一个判断”——须注意：他强调“作者”“自己”，然而，当今写作教学基本上没有要求有“作者”“自己”的“判断”，说的都是别人的“判断”，这是“三要素”思维一个根本性的缺失。“三要素”只求有一个形式上的“论点”，并没有对“论点”提出要求，这就导致议论文写作“论点”大多是别人的。没有“自己”的“判断”，还有议论的必要吗？因此，强调论点必须是“作者”“自己”的，十分必要。因为，这是议论文写作的底线。
我说是“底线”，意味着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还不够。因为，“作者”“自己”的“判断”未必都有价值，必须是高水平的“判断”，独特的发现，超越了前人的“判断”，才有真正的写作价值。就是说，即便是作者自己的判断，也只有一部分有表达价值，有的依然没有表达价值。因为，有一部分自己的判断并没有超越前人。追求高质量的“判断”，这是论辨写作必需的。作为作者，对此不能不明白。即便目前做不到，也要力求做到。
叶圣陶先生的议论文旨趣观的逻辑是：表示见解—作出判断—充当议论的中心。他的旨趣观，主要便是围绕着如何阐明“总判断”——“中心”进行阐释的。
第一是“议论一件事物只能有一个判断”。这揭示了“议论”的“结构”方式是以“论点”为中心的。“一个判断”，指的是“总判断”在一篇议论文中可以同时存在多个判断，但是其他判断必须是围绕着这个总判断的。这“总判断”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心论点”。这是对其他论者谈到的议论文必有一个“判断”的观点的延伸阐释，指出“总判断”与“多个判断”的关系。
第二是指出“判断”必须是“真实确当”的。这说的是对“判断”的“依据”的要求。“判断”的“真实确当”是以“真切的经验”为基础的，只有“真切的经验”，才能给予“中心”以有力的支撑。
第三是指出要使读者信从自己的“判断”，“议论宜取积极的诚恳的态度”。这说的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这体现了叶氏对交际语境的关注，对读者意识的关注。因为只有读者乐于接受，各种表达“中心”的企图才可望达成。这一观点，超越了议论写作的技术性要求，揭示了写作主体情意建构的必要。
叶氏已经不是停留在议论文本的形式规范上，而且指出了见解表达上的具体要求，提出了在实际交流中的实质性规范。他的议论要有自己的判断、一个事情只能有一个判断（总判断）、判断必须真实确当、判断须恳切诚挚地表达出来等见解，已经形成了对论辨文写作较为完整的认识。
总之，名家论辨文写作旨趣观，对论辨写作是很有启发性的。他们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是强调阐明“自己”“论点”的重要，都注重论辨的说理性、说服性，都体现了很强的读者意识。他们也各有侧重，各有发现，从不同方面表明达成论辨文说理的方法与途径，极大地丰富了论辨文写作理论，对论辨文写作实践有切实的指导意义。遗憾的是，我们对其了解得很不够，更谈不上很好地消化、运用，致使今天论辨文写作理论的贫瘠与实践的困窘、在教学实践中，只剩下单一、偏颇的“三要素”理论在瞎折腾。因此，对名家论辨文旨趣观作重新开掘、整理、探究，对于语文、写作教育以“论辨文”写作为中心的转向，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