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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面板数据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为基础，对中国11类非金融行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多数行业存在杠杆率门槛值，且行业债务杠杆已处于危险水平，再度攀升会恶化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并使风险积聚，最终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从结构上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较高，各行业债务杠杆水平差别较大，如果不及时关注加以分类管理，很可能引发结构性风险，加剧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少数基础性行业的杠杆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适量的加杠杆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为此，化解杠杆风险，降低风险水平，应细化银行业务规划，去杠杆和加杠杆相结合，并健全对各行业、各部门的分类监管机制。
关键词：债务杠杆;行业杠杆率;商业银行;银行风险;加杠杆;去杠杆;门槛效应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9（03）-0061-11
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以来，有关杠杆率在识别、衡量、政策实施以及与经济体系之间联动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近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离不开杠杆的贡献：有研究指出，我国总债务杠杆率水平由2008年底的170%增加至2012年的215%[1];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这一比率更是攀升至255%左右。我国已进入较高的杠杆率状态，但与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相比，我国杠杆率的整体水平并不高。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总杠杆率平均为270%，高于我国的杠杆率水平;金砖国家中印度、南非和巴西杠杆率水平分别为124.3%、125.9%和151.7%，俄罗斯仅为81%。可见，在金砖国家中我国杠杆率处于较高水平。我国的杠杆率水平目前虽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债务杠杆中隐含的不确定风险涉及面甚广，杠杆率攀升较快、结构复杂，因此仅以整体债务杠杆率水平进行判断尚缺乏准确性。
我国债务问题情况复杂，划分口径繁多，通常做法是从政府债务、家庭债务和企业债务三个方面对各领域的债务杠杆水平进行分析。为此，本文分别从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三个方面，对我国和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杠杆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较低，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已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90%的水平，说明我国整体杠杆率水平不高，但结构性问题非常突出，当前最大的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相关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问题[2]，若不采取措施任其发展，必会导致风险溢价飙升，大量非金融企业破产，失业率恶化，最终给宏观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此，已有不少专家从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攀升[3]、分行业杠杆率成因[4]、系统性风险的集聚[5]、金融体系动荡不安[6]、是否为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7-8]等多个视角研究了行业杠杆率的高风险问题，但鲜有文献对行业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行业在扩大规模、发展经济、再融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杠杆率的提高，并通过存贷款等渠道增大银行风险资产的比重，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提高，最终导致银行的整体风险水平上升。鉴于此，本文拟从非金融行业的债务杠杆角度，以2008—2017年的非金融行业数据和银行数据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探讨行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相关性，以区分不同行业杠杆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水平影响的严重性与差异性，并结合当前行业、宏观经济的现状对我国杠杆率的结构性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文献回顾
1.高杠杆与经济风险
2010年以来，我国家庭、企业和政府总债务的规模不断增加，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随之上升，增幅达60%，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率远高于国际水平，这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债务杠杆这一热点上，许多学者通过对历史上众多经济、金融危机的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注意到債务杠杆增加通过各种渠道对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Setser等[9]认为在众多因素中高杠杆率是引起一国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Reinhart等[10]指出过高的杠杆率不仅会增加付息压力，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流动性障碍，增加系统性风险，最终会加大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对于金融机构而言，Gennaioli等[5]认为过度的杠杆化会强化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进一步放大系统性风险，加之金融创新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风险的积累、触发与扩散机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进而恶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姜超等[11]提出金融机构天生具有增加杠杆的动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中的重要角色，通过将资金注入实体经济，最终又以存款的形式回流，使得杠杆率不断上升，风险不断积聚，因此增加杠杆是金融泡沫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崔宇清[12]发现当前的金融高杠杆属于宏观的系统杠杆，主要表现为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的快速膨胀、同业资产负债的迅速攀升、表外资产占比的不断上升以及对央行负债增长依赖增强，这都严重影响到了金融机构的内在运行机制，恶化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适度的债务杠杆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但债务水平过高会拖累经济增长，加速风险积聚，最终将诱发经济金融危机。Cecchetti等[13]经过测算发现，政府部门债务、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或家庭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85%，都将对宏观经济体系产生严重的冲击。Almeida等[14]通过研究2007年的信贷危机也发现，债务杠杆率水平越高的企业在重大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越大，而一个国家的整体债务杠杆率水平则决定了其在危机中经济衰退的程度。我国目前虽处于高杠杆区间，但当前最大的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相关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结构性杠杆风险[2]。任泽平等[4]通过进一步研究各部门、各行业杠杆率的现状，发现传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多数企业在国企隐性担保和行政补贴下僵而不死，杠杆率不断攀升，企业利润持续恶化，经济增速不断下滑，致使整个经济体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而新兴产业缺乏政策扶持，规模发展缓慢，经济萎靡不前，资产负债率都较低。可见，杠杆率偏高、过度杠杆化都将给国家带来严重的风险隐患，而我国杠杆率则呈现出不均衡、结构性高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