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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写这个小说，是因为这些年来，我的脑海里经常翻腾着一件事。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小得不能再小。可对多年以前的那个我，却是一桩天大的罪恶。五十二年前，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因为倒了一碗面条，被批斗了三天。而这碗面条并不是一碗好面条，它是一碗馊面。别看当时我只有十五岁，但起码的卫生常识还是有的，一碗馊面吃了，那八成会生病住院的。所以当时进厂不几天的我连想也没想，就把它倒在了食堂的下水道里。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场灾难瞬间就降到了我的头上。
那是1965年初夏时节，我接到了街道办的通知，去到本市一家国营染织厂报到。当时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国营企业招工都是走正规渠道，而且名额也是有限的。当时，要不是中学辍学后的我，在街道组织的义务劳动中（先是在街道上砸石子、后来又到造纸厂剁了半年多鞋底子）表现出色，是不会如此顺利地进入国营企业的。前边说了，当时我刚满十五周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在当时我就进工厂了。而且进厂后我才知道，当时我们一块进厂的这批工人中，比我年龄小的还有呢。染线车间的小岳进厂时才十四。十四、五，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童工”啊。但那个时候国家还没颁布劳动法，工厂又需要人，再说我们这些社会青年，中途辍学，在家闲怕了，都巴不得早点找个工作挣钱呢，哪还顾得上什么合法不合法啊？
我被分配到二车间，二车间织的布都是带颜色的花纹方格布，所以工人都习惯称呼它“色织车间”。一车间是织白灯芯绒的，工人们便称它为“白织车间”。
我们那个车间占地面积可大啦，从车间这头望不到车间那头。锯齿形天窗，五百八十多台上海纺织机械厂生产制造的多臂式、多棕扇、自动升降梭箱新型先进织机，赭红色化学地面。这种化学地面，在当时国内是第一流的。科技人员考虑到织布挡车工劳动强度大，特意设计了这种化学地面。这种化学地面的最大好处是，它质地松软，人的脚踏上去软塌塌的，好像有弹性似的。我第一次踏上这种化学地面时，感觉像踩在海绵上一样。
可以想象：气派的工厂大门，崭新的现代化厂房，一流的机器设备。这一切都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自豪感。我为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值得骄傲的工人阶级感到高兴！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美好的感觉，转瞬即逝。灾难瞬间就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说实话，那时候的我，整个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孩子，天真、幼稚，无知。那天中午，我在班上买了一碗凉面，面里放的蒜泥太多，我只吃了几口，就辣得放在饭架上不吃了。赶到下午下班后，开完会，吃饭时我才发现缸子里的凉面，一闻，呀！面全变馊了（我记得那天气温特别高）。当时我是连想也没想，便顺手把它倒在了饭厅的下水道里。正巧被这时过来刷碗的陈正福看见了。
当时在全国城乡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陈正福当时是我们色织甲班班长，又是党员。为了抢功，他当即汇报了四清工作组。当时的形势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我曾看到，那阵子，厂里无论是科室干部还是普通群众，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只要你稍有一点问题，历史的、现行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活作风的，都会被揪出来批斗。我记得销售科有一个“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副科长，姓张，一米八的大个子，黑黑的脸膛，人挺老实，就是因为他有一百三十块钱无法说明其正当来路，结果被揪到大礼堂的台子上，狠狠批斗。这个平日听不到他说一句话的大个子站在麦克风前，面对全厂三千职工作深刻检讨，结果话没说上三句，五分钟还不到，人就被吓得浑身哆嗦，尿了裤子。
我被围在了二食堂门口，陈正福带头批判我。他点着我的脑袋瓜，质问我当前正是夏收季节，广大的农民兄弟都在田间挥汗如雨，顶着毒日头，辛辛苦苦地忙抢收，你凭什么浪费粮食？
陈正福建议把我送到农村去，到田间地头，亲自体验一把农民兄弟的辛苦。
陈正福说话声音很粗，他那一口沙哑的桓台腔，在我耳畔却像一只断了气的破喇叭，有好几次差一点儿把我惹笑了。
他还说司玉山是一个好老头哩！？
司玉山是三八年的老革命，打过小日本，运动一开始就有人揭发他“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眼下正被“吊在楼上”（接受批判调查）。我与司玉山虽在一个厂子里，但他是厂长，我是工人，我认识他，他却不一定认识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巴结一个和我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厂长。陈正福为了表现自己，居然无中生有地捏造出这种子虚乌有的谎言来，真叫我感到可怕！
这时候有人又提议把我资本家的父亲叫来，让他看看他养的好儿子！
四十分钟后，正在旅馆上班的父亲果然行色匆匆地赶到了现场。父亲挤到人群前边，怒容满面，他朝着正在举着那碗面条挨批斗的儿子，劈头就是一巴掌：
浑小子，你是净给我添乱啊！
我当时正委屈着呢，父亲这一巴掌，把我彻底打蒙了，手里的面条差一点撒了一地。事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的处境更不好过：原来，那天，饮食服务公司接到父亲旅馆里的一个副经理的举报，正在调查核实当旅馆私方经理的父亲的所谓“经济问题”呢。这个副经理平日就跟父亲有过节，这次是借工作之名，暗地里报复父亲。父亲当时已经被软禁在旅馆里了，不准回家，写了两份检查了还没通过。后来一帮人又突然冲到我家里，说父亲在家里窝藏了枪支弹药，掘地三尺，也没有搜出什么罪恶证据来，倒是有一个小喽罗趁人不备顺手牵羊偷走了父亲的几幅明清山水画。
然而让父亲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巴掌，不但没替自己出了狠狠教训一把浑小子给惨老子乱上添乱的怒气，反倒惹来了批斗现场群众的极大不满，嘈杂的人群里顿时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愤怒谴责和强烈不满：
——他这不是打的他的儿子，是打的我们工人阶级！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把他们弄到一块批斗！
……
那天晚上，父亲被關在党委办公室接受工作组的审问，直到夜里12点多才被放回家。而我的命运就更惨了，一连三天，我每天都要站在一条又窄又高、三根腿长一根腿短的柳木板凳子上，地点则或是在大礼堂里，或是在厂门口，两手高举着那碗馊面，哆哆嗦嗦地耷拉着头，就像国民党降兵一样，接受来自全厂各个车间和科室的工人干部的批判。当时人们根本就没有照顾到我的年龄，而是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怀着刻骨的仇恨。有一位年轻的顾总工程师，就是因为替我说了一句“他才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啊”的公道话，结果他又被贴上了大字报……被批斗完了，我便被关到车间办公室旁边的一间杂物间里继续反省。吃饭、解手都有专人监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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