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致力于发掘、整理与研究康熙《畿辅通志》中廊坊地区中医药文献，主要辑录了医学人物、医事机构、疫病流行、药物、文物古迹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结合各种史志等资料及其他相关学术成果，对元代道医张道宽的生平事迹作了细致考证。同时对其他类资料作了分析，初步确定了这些资料的研究方法与方向。以之展示廊坊的中医药历史状况及文化传承脉络，为整体建构廊坊中医药历史做准备，为当下中医药平台建设实际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 康熙《畿辅通志》 廊坊 《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 《顺义县志》 中医药文献
我国地方志编撰历史悠久，在全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我国旧志据統计有八千余种至上万种。清初以来就已开始整理利用旧志，比如顾炎武的《肇城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徐乾学的《天下志书目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以汇编专题为主外，地方志相关研究成果丰赡，国家极为重视。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15〕64号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深入开展旧志整理工作……具备条件的地方应编辑出版历代方志集成，分类整理旧志资料。加强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开展旧志点校、提要、考录、辑佚等工作。”
“分类整理旧志资料”意义重大，中医药类资料的研究相对落后，需要大力发展。在知网搜索“地方志”得到80851条结果，搜索“地方志中医药”只得到28条结果。经过笔者广泛搜集，得到相关研究资料209种。考察209种资料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综论、医家医案、中药、针灸、疫情、文献搜集与出版、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以地域看陕西、山西、河南、江苏、广东、福建、湖北、贵州、天津等省市相关研究相对丰富。笔者由这些研究获得基本的思路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有所拓新。
209种研究资料里中药学、文物古迹、疫病类研究方面对廊坊地区有极少量的涉及，但往往以一或两条方志资料出现在相关著作中，未见专门的廊坊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笔者对康熙《畿辅通志》所载廊坊中医药历史状况进行辑录钩沉，并以之为出发点挖掘研究。此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希望抛砖引玉。另外，这些中医药文献关联着历史、文学、地理、天文、社会、经济、自然科学等方面，本研究可以同时彰显中医药文化、中华文明进步过程中廊坊的贡献。展示文化自信，继续传递文化薪火，并可能真正发挥地方志资政的实用功能，为决策者搭建廊坊中医药文化平台提供思路，有益于当下我国整体中医药文化平台的构建。
1.关于康熙《畿辅通志》
畿辅指京都周围地区，清代是直隶省的别称。通志一般指以省为地域范畴纂修的志书，志书要求全面反映一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状况为各门学科和现实建设提供资料，以发挥“储料备征”的作用。河北省有通志始于清代康熙年间《畿辅通志》，之后雍正、同光年间又修有两部。第一部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开始纂修，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修成。第二部于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纂辑，雍正十三年（1735年）刊行。第三部后世称为光绪版《畿辅通志》，于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纂修，光绪十年（1884年）完稿，光绪十二年（1886年）刊行。本文从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10年联合出版的康熙《畿辅通志》着手，参校以其他版本及河北省地方志、廊坊及北京各区县地方志，进行廊坊地区中医药文献钩沉与研究。
由于编撰条件所限，康熙《畿辅通志》成书较为短暂，一直为人诟病。这主要是受雍正《畿辅通志》对该志的评价“以数阅月成书，搜集讨论未能详确”影响。沿袭这一说法《四库全书总目》只在雍正《畿辅通志》的提要中，附带对该志作了极简单的介绍。这一影响从民国流传到了今天，比如《河北通志稿》批评了该志的缺点，瞿宣颖的《方志考稿》一书未单独评介该志。而当前研究康熙《畿辅通志》的资料非常少，且评价不高。但在“体裁无因义文皆创”[1]（1）情况下创修通志本就难以完美，而且考察《通志》的实际情况，并非如雍正《畿辅通志》所评价的那样。虽然与当今学术界声誉甚高的光绪《畿辅通志》相比，该志的成书与内容的确较为粗疏，但是其史学、志学价值不容忽视。本文即是对该志中医药文献的史学、医学等角度的发掘与研究，力求填补空白并有所深化。
从修志时间看，从康熙十一年诏令郡邑修志开始，河北即全省普遍修志。至康熙二十年全省新修府、州、县志有一百二十五部之多，以这些志书为基础资料，短时间内编纂通志才有可能。如董秉忠所言“（庚申春）于是征集郡县志二千余卷”[2]（4），“辟馆于庚申之初秋，脱稿于嘉平之月梢;剞劂校订，再阅五月而告竣”[2]（5）。全省郡邑普遍修志可以看作编修全省通志的准备与前提，正如吴元莱在序中所言：“而畿辅通志垂十载始成，非独后也。盖上自神京，下兼三辅，务期详而不冗，约而能该。与列郡邑之各自为志不同，必列郡邑之志成而后可总揽以卒业。古人十年成赋，良有以乎！”[2]（12）
从内容整体看，康熙《畿辅通志》由直隶巡抚于成龙、格尔古德先后监修，延聘翰林编修郭棻任总纂，共46卷，分为22门。该志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搜集梳理了河北省历代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状况，诚如于成龙所言：“守土之臣陈掌故、定疆域、籍贡税之数，采风俗之宜以献，既以备圣心之张弛，且亦以资史氏之蒐采，为昭代不朽之典册焉。”[3]（3）由于于成龙等人编选的原则主要是“实资利用”，使得该志所收“繁而不至于冗，简而祈无所漏。”[3]（2-3）是本文以此志为资料源的主要依据。
从具体内容看，在《物产》中，记有物产的名称、特征、用途、最佳产地等重要内容，是可靠的原始资料，尤其对于中药学的研究非常珍贵。另外，在《祥异》附中，记有从周襄王六年（公元前646年）至清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2300年间发生的各种重大自然灾害110余起。这些都是记录河北自然现象的历史资料，深入考察分析，可以尝试探索总结出规律性结论，对于今天富有意义。尤其其中的疫情记录，对于中医诊治、中医疫病史、中医史都是难得的基础性资料。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祥异》附于《星野志》，有学者认为如此归属不科学。属唯心主义，降低了对于水、旱、风、雹、虫、疫、地震、天文等自然现象的记录价值和地位。我国古代星野知识体现的是传统天文、地理、人文知识的有机结合，灾害怪异的发生古人认为是天地人这个有机体的失衡所致。这一认识的传统极为悠远，康熙《畿辅通志》如此归属有其历史传承性和哲学合理性。具体到中医学，五运六气学说的运用能很好地解释疫病的发生、发展、预防、对治。五运六气学说正是古人结合天、地、人三者的变化，总结出的运与气、自然与生命的时空规律。因此，笔者认为如此归属应该是很好地反映了这些自然现象包括疫病的价值和地位。
2.康熙《畿辅通志》所载廊坊地区中医药文献概况
康熙《畿辅通志》中廊坊大部分行政区划属“顺天府”，位置极为重要，资料很丰富。涉及中医药的文献包括医学人物、医事机构、疫病流行、药物、文物古迹等方面的内容，是本文的考察对象。其中医学人物有张道宽。医事机构有“医学”八座，分别在固安县、永清县、香河县、三河县、东安县、霸州、文安县、大城县。疫病流行在《祥异》中载有三条。药物记载最丰富，“所记种类之多，内容之详，是旧方志少见的”[4]（144）。文物古迹有三官庙，另有刘河间庙五座。笔者对这些搜集整理汇编的资料，借鉴相关研究方法与成果，进一步发掘。
2.1张道宽生平事迹考
张道宽的事迹在《历代名医蒙求》《医史》《中医人名大辞典》《河北中医五千年》等著作中均未见收录。下面就结合廊坊地区、北京地区方志及相关史料、学术成果，考证其生平、成就，尝试探析其医学渊源及其对当时及后世的意义。
康熙《畿辅通志·释道志》载：“（元代）张道宽，山東安州人。壮婴危疾。一夜梦神人授以符咒，且语之曰：‘北去结缘呼奴山。’既寤，疾皆愈。遂访至顺州，得呼奴山，馆焉，号白云。无何，疫疠大作。宽依法咒果实，令病者食之，立愈。远近谒者，日于百计。东平王苦疡，敕命宽至，顿痊。劳以殊典，辞号通太师。卒葬于馆西壁下。至今居民疾病，祷多灵应，呼为圣师传云。”[5][（153）据此张道宽应是元代山东安州人，曾在顺义县狐奴山白云观修行治病。另民国二十二年《顺义县志》载“张真人，名道宽，山东兖州府东平州寿张县西长莲庄人。父金策，母黄氏，以善称。”[6]（732）当今有学者定其籍贯为山东寿张县，有误，下面试析之。
首先在陈晓敏《论元代北京地区道教的发展——从北京地区现存元代道教碑刻谈起》一文中，提到立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的“新修白云观碑”通高225厘米，宽100厘米。碑首题“新修白云观碑铭”，由集贤院学士宋渤撰文，云中马道真书丹，碑文主要介绍了宋渤同时代人张道宽的生平事迹[7]（10）。王晓颖在《蒙元时期北京地区全真道碑刻钩沉》中提到该“碑文楷书20行，满行51字”，上载张道宽为“东安州人”。据宋渤撰写的《白云观张道宽异授记》可以看出，宋渤对于张道宽比较熟悉。文中以第一人称口吻说道：“谨按：宽本农家子，东安州人。”
其次据《元史·世祖纪》“（中统四年）秋七月……升燕京属县安次为东安州”[8]（93）及《新元史·志第十三》：“东安州，金安次县，属大兴府。太宗七年改属霸州，中统四年升为东安州。”[9]（115）和《明史·地理志》“元东安州，治在西。洪武元年十二月降为县”[10]（885），可知公元1263年安次县升为东安州，直到1368年复降为县，合于张道宽的活动时代。这一行政区划变化在《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里的康熙十二年《东安县志·地理志》有记录：“（中统）四年并立州县，改东安为东安州。”[11]（2）而《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里乾隆十四年《东安县志》、民国三年《安次县志》两书的“地理志”在记述历史沿革时，均误为“（中统）二年升东安县为东安州”[12]（6）[13]（2）。再者元代“安州”的行政区划属中书省保定路，今归山东省的元代诸路亦属中书省，但下辖属地没有“安州”。由上可知元代东安州今属廊坊市，在《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中，记录人物籍贯时，不乏“东安州人”者。
最后民国四年、二十二年《顺义县志》中都收录了宋渤《白云观张道宽异授记》，载其为“东安州人”[6]（804）。张道宽为山东兖州人的记载来于民国二十二年《顺义县志》的“采访册”，该志《凡例》有言“顺志自清康熙末久未续修，今上宗黄志、旁稽采访而编纂之”[6]（5）。该志杨得馨序言“参省令而定目次，按期采访，分类汇编。”李永庆序亦言：“考诸古籍，采之访册。”该志载“采访员”有32人[6]（8-11），且“此次采访期间仅一月”。由此可知，“采访册”产生于民国时期，为晚出文献，且成册较粗疏仓促。具体到张道宽，“采访册”所载其籍贯、父母详细确切，未见于元代文献。另“采访册”载其事迹如下：“道宽自幼落素。父母去世后，乃游至呼奴山下。见其竹松清水，幽静可爱。遂止而修道。医学最精。长安固平王太子有疾，治愈，封为精微太师真人”[6]（732）即“采访册”中张道宽修道、行医之事与其他文献差别较大。编者在“遂止而修道”后特加按语说明此采访内容，与康熙年间《顺义县志》所载张道宽学医、修行缘起有异。康熙年间《顺义县志》所载又正与宋渤文、康熙《畿辅通志》相同。因此“采访册”的内容未知所据，不宜采信。但该志依其编撰凡例，“人物一志，每有错误。今就已所知者，多所纠正。而知之不确者，概依采册”。取“采访册”，弃旧志所载，实是误改，乃至影响到今天的学者。
综上张道宽为“东安州人”，属廊坊地区，生卒年不详。康熙《畿辅通志》应该是讹误“东安州”为“山东安州”。民国三年《安次县志》、《光绪顺天府志》、民国三年《密云县志》、民国二十四年《怀柔县新志》的“人物志”都收录了张道宽，皆称其为“东安州人”[14]（32）[15]（30）[16]（418）[17]（153）。至于《释道志》载张道宽的医术来源于神授，是古代常见的说法，谨录于上，不予深究。
王宗昱2003年10月在北京大学会议报告《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全真教活动》中说：“顺义县白云观……在呼奴山。为收编民间庙宇。”结合康熙《畿辅通志·释道志》所载及《白云观张道宽异授记》：“元大德中，元逸真人张霞卿弟子道宽张姓者，居顺狐奴山，道号白云。”张道宽应该是先在狐奴山修行，后拜张霞卿为师，归入全真门下。符合以下说法，“元逸公以真纯之行遇知圣，故道宽愿执弟子礼，师亦怜其诚恳，遂赐通微之号”。有学者认为张道宽拜师于张志仙，张志仙、张霞卿为一人。张志仙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开始掌教全真，受封“玄门掌教大宗师□（辅）元履道玄逸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同知集贤院道教事”[18]（705）。张志仙掌教结束年代有公元1300、1302年等说法，及可能止于1304年之说[19]（116）。可以确定的是1306年张志仙已去任，因为史载常志清本年接任掌教。若张志仙1304年一直掌教，并且就是“元逸真人张霞卿”。那么宋渤1304年撰写碑文时，没有理由不特别强调张道宽的师承之尊及其道教地位，彰显新修白云观及题刻碑铭的官方意义。另外，诸多学者亦未考出张志仙有“霞卿”的名、字或号，因此笔者倾向于张志仙、张霞卿实为两人。张霞卿应是全真教的一方主事，生平事迹不详。
民国四年、二十二年《顺义县志》《全元文》所收宋渤《白云观张道宽异授记》载其原道号“白云”，封号为“通微”;民国三年《安次县志》《光绪顺天府志》载其封号为“通□大师”，皆是张霞卿所封。民国二十四年《怀柔县新志》载其封号为“通口大师”，康熙《畿辅通志》载其封号为“通太师”，皆是东平王所封。民国二十二年《顺义县志》的“采访册”载其封号为“精微太师真人”，为“长安固平王”所封。《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张道宽在元代被封为“普济真人”，民国三年《密云县志》载此号为“东王”所封。鉴于道教加封名号的沿袭传统，笔者倾向于“通微”或者“通□大师”，乃张霞卿所封。“普济真人”原始出处不详，待考。
对于张道宽的治病事迹，《白云觀张道宽异授记》记载详细。“清苦炼形，施符水治病，能起人死。东平王尝患疡，医药罔效，闻道宽名，召往治之。数日平愈，王大异，劳谢殊腆，而宽名始显。谨按：宽本农家子，东安州人。服田力穑，孝养父母。婴疾几殆，中夜梦数伟人，衣冠肃然，如古列仙状，而教之曰：‘时当有疫疠，吾授汝符咒，以救民厄。’复授以咒果法，令疾者食之立愈。又曰：‘此去北山，可结庐修行。’既寤，身疾顿去。居无何，疫兴，遂间出其法试之，果验。宽由是惟以治疾救灾为念，久之，人果响应。寻依前梦迹之狐奴山，遂卜居焉。俄而从之者弥众，凡踵门请谒者，可计日令无恙。呜呼！世有以神视者为上医，以药投者为明医，人咸用之，不以为诬。如道宽所传，真可谓奇术无疑也”[6]（805）[20]（22）。
《元史·百官志三》载“集贤院，秩从二品”，“置大学士三员、学士一员、直学士二员等”。至元二十四年（1287）集贤院升正二品，其中“学士三员，从二品”。集贤院职责之一为“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8]（2192）。宋渤作为“从二品”的高官，参与了不少道家事务，《道家金石略》中就收有他撰写的三通碑文。虽然与张道宽无涉，但足以说明宋渤撰写的“新修白云观碑铭”“白云观张道宽异授记”的官方色彩。而修白云观应该是官方行为，如《日下旧闻考》引《顺义县志》“宋渤《白云观记略》：真人张霞卿弟子张道宽，居顺州之呼奴山白云道观，能以符水救人。大丞相东平王尝有疡生体中，医药罔效，道宽治以符水，遂愈，王为之构观云”[21]（2233）。
无论是宋渤亲自撰写碑文，还是东平王为张道宽新修道观，都是其治病事迹真实可信的官方证明。民众对张道宽深信不疑，并不认为是巫术，前文所引可证。张道宽在死后仍被当地民众奉为神明，民间持续的信奉与祭祀更说明了其医术的效验可信。张道宽的坟墓在狐奴山白云观观西，“（狐奴山）东麓为白云观，张真人墓在焉”[6]（61）。被称为“圣人坟”，“居民病者，祷之辄应。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争献袍幡致赛”[14]（32）。与康熙《畿辅通志》所载吻合，“至今居民疾病，祷多灵应，呼为圣师传云。”而民国二十二年《顺义县志》中有取自“采访册”的“即今所称之‘圣人坟’”，不知此“今”指何时？若指当时且属实是否反映张道宽事迹的民国遗存呢？
2.2医事机构、疫病流行及中药
八座医事机构的历史位置见康熙《畿辅通志·公署志》“（固安县）医学，在县治西。……（永清县）医学，在县治西。……（东安县）医学，在县治旁。……（香河县）医学，在县治内。（三河县）医学，在县治西。……（霸州）医学，在阴阳学东（阴阳学在州治前）。……（文安县）医学，在县治前。……（大城县）医学，在县治前”[2]（204-205）。“医学”的人员构成见康熙该志《职官志》“（顺天府）医学：正科一员，各府州县俱有。在州曰典科，在县曰调科”[2]（334）。我国古代医事机构的设立历史久远，周朝就有了完备的医事制度与机构。经历汉、魏晋、隋唐，国家至地方医事机构建设逐渐加强。宋元时期日趋完善，明中期至清尤其地方医事机构逐渐衰退弱化[22]（47-49）。以上廊坊地区的文献可呈现清代地方政府医事机构的大致状况，值得结合相关资料与成果详细深入考察研究。
康熙《畿辅通志·祥异志》载“（神宗万历）十年霸州大疫”[2]（66），“（怀宗崇祯）十三年、十四年大饥疫，人相食”[2]（67）。对于发生在1582、1640和1641年的三次疫病，需要另外行文进行研究。具体将结合廊坊各区县方志及其他相关史志等资料、相关史学著作和专门的疾病史学、疫病史学著作和学术文章，将三次疫情考察清晰，进而分析当时廊坊所受到的影响及应对方法，以及对于当今的意义。
廊坊地区自古“土厚水甘”[2]（285），康熙《畿辅通志·风俗志》附《物产》篇收有十三大类地产453种，初步统计中药共443种。其中谷属22、蔬属47、花属57、果属34、木属26、草属29、药品67、杂产21、货属3、禽属52、兽属29、水族24、虫属32。对于443种药物，结合相关史志等资料、众多本草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另行撰文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先考名实，分析同名异实同实异名现象。对于其中首见的药物结合方志中所载寻找命名理据，以更好地确定究竟为何种药物、其功效性味究竟怎样，以及为何会有此异名，是否所载有误等。另外453种物产反映着廊坊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地情，这些与当地人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特别要说明的是廊坊、北京地产没有分开，笼统记载了顺天府的十三类物产。但是廊坊、北京的地理环境存在差异，气候条件也有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中药学知识仔细区分产地可能，再结合各县志及相关文献确切划分统计。同一地区历代方志记载也有差异，需要分朝代辑录整理，再综合统计分析。
2.3与医学相关的文物古迹
《畿辅通志·祠祀志》记载三官庙“（顺天府）各州县多有”[2]（213）。三官庙属道教建筑，供信徒或香客祈祷消除灾厄疾病。三官指天官、地官和水官，中国上古就有祭天、地、水的礼仪。《仪礼·觐礼》载：“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23]（2366）东汉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认为三官能通鬼神，以祭祀三官并上手书作为治病的方法。“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24]（198）。自北魏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开始，天地水三官与上中下三元相合。《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中，记录三官神仙谱系隶于三清[25]（1682-1683）。宋明以后三官神的执掌范围有所缩小，掌生死、福厄、功过等事，至今道观中三官庙所主基本沿袭。如北京白云观“三官殿”前介绍道：“殿内供奉三官大帝，即天、地、水三官。天官赐福降祥，济民救苦;地官赦除过咎，解释冤愆;水官解脱疾厄及一切灾难。”
《畿辅通志·祠祀志》中记载：“刘河间庙：霸州一在城内，一在煎茶铺，一在临津;文安有二。”[2]（214）刘河间即刘元素，是沧州人。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廊坊、保定等地都有他的祠祀，与史料所载其行医踪迹吻合，可以推想当时廊坊地区民众应该有一些受惠者。
对于以上这些文物古迹除了研究文献外，还需要实地考察，结合廊坊各区县方志尝试考证其所在，为中医药文化建设实际规划提供参考。
通过以上填补空白性地对康熙《畿辅通志》里廊坊地区中医药文献的辑录钩沉，分门别类，归纳研究，可以看出该志的史学、医药学价值。首次对于元代道医张道宽生平事迹进行考证，证明史志等资料对于中医药文献研究的基础性作用，说明以史志、丛书、类书等著作挖掘建构中医药史的可行与必要。本文是以此角度研究廊坊中医药史的开始，进一步深入细致全面工作需要继续展开。
参考文献：
[1]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畿辅通志·凡例》，近卫本.
[2][清]于成龙，主编.康熙畿辅通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河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3][清]于成龙，主编.康熙江西通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4]王景玉.康熙《畿辅通志》略谈[J].文献，1986，04.
[5][清]于成龙，主编.康熙畿辅通志（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河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6][民国]李芳，修.杨德馨，纂.顺义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7]陈晓敏.论元代北京地区道教的发展——从北京地区现存元代道教碑刻谈起[J].北京文博文丛，2015，01.
[8][明]宋濂，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民国]柯邵忞，撰.新元史[M].上海：开明书店，1935.
[10][清]张廷玉，编纂.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清]东安县志·地理志（卷2）[A].[民国]郭鸿群，纂.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C].民国25年铅印本.
[12][清]东安县志·地理志（卷1）[A].[民国]郭鸿群，纂.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C].民国25年铅印本.
[13][民国]安次县志·地理志（卷1）[A].[民国]郭鸿群，纂.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C].民国25年铅印本.
[14][民国]安次县志·人物志（卷6）[A].[民国]郭鸿群，纂.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C].民国25年铅印本.
[15][清]周家楣，修.[清]张之洞，缪荃孙，纂.光绪顺天府志·人物志（卷113）[C].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16][民国]臧理臣，修.宗庆煦，纂.密云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7][清]吴景果，修.怀柔新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8]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英，校补.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9]张广保.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0]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1016[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1][清]于敏中，编纂.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22]狄鸿旭.清代基层社会官方医疗机构初探——以华北方志为中心[C].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六次医史文献分会学术年会暨新安医学论坛，2014.
[23][清]阮元，主持刊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4][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5][明]张宇初，编.正统道藏（第三册）[M].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8 0306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