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妇女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登上地铁时只是稍感疲劳，别无不适。45分钟后车到曼哈顿，人们却发现，她们竟然已停止了呼吸。
此时，在里约热内卢，一名等候电车的男士正在向别人打听终点站在何处，却突然倒地身亡；南非开普敦的一个电车售票员说，3公里的路段内，竟有6名乘客猝死在电车上。
在澳大利亚，短短3小时内，一名妇女看见26支送葬队伍从门前走过 这些，都真实地发生在1918年的秋天。那一年，“流感病毒”肆虐全球。
从1918年到1919年，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遭受了它的袭击，流感病毒共夺去2000万人的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死在炮火之下的人数还要多。
1976年，专家才认识到流感病毒就像一种微生物“变色龙”，在千百年间生生不断，每经过一次大流行，杀死了几十万、上百万人以后，康复的人会产生抗体，流感病毒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异。它们的进化速度远比人类快得多。
它们“聪明”地活到了今天。结核杆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今天仍然顽强地“活着”，因为有了耐药性，甚至有卷土重来之势。一度被消灭的疟疾又在热带地区死灰复燃，杀伤力超过以往：禽流感连续多年在世界各地此伏彼起。阿根廷胡宁病毒、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拉沙病毒、登革热……这个链条似乎正在延续。
《逼近的瘟疫》是美国著名女记者劳里·加勒特获普利策奖的作品。她描述了当代社会人类与瘟疫博弈中的数次失手。她告诫乐观的人们：瘟疫非但没有远离今天的人类，而且大有逼近之势。人类在与瘟疫的战争中打了败仗。
磺胺、抗生素的发现，曾让人们认为已经找到了瘟疫的克星。1948年，美国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公开宣称各种传染病即将被人类征服。最令人自豪的日子是1979年12月9日，那一天，人类宣布消灭了天花。西方国家乐观地认为：对人类健康的真正威胁仿佛只剩下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了，没有其他生物还会威胁人类。
可马歇尔错了。病毒就像税务局，人们自作聪明地以为找到了避税的绝佳办法，但税务机构总会迅速弥补征收漏洞——你前手研制出一种新抗菌素，细菌很快就产生了耐药性。我们自夸的“精锐部队”抗生素，不仅并未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还导致了大量的“间接损失”，比如残杀大量的“平民”——那些保持我们正常功能与健康的友好菌群。人类可以从容地对付咆哮怒吼的雄狮和虎豹，却奈何不了无声无息的蚊子和跳蚤。
“乐观的偏见”无处不在。一名中国学生在报考研究生时选择了一门冷僻的专业：寄生虫学，遭致旁人的嘲笑——只有穷国才会面临寄生虫问题，这样的专业毕业后恐怕难以申请去美国留学的奖学金。一个前途无量的医学优等生，是到麻省理工学院的人造基因实验室工作，还是去非洲，在热带雨林里，利用老式轻型显微镜，来数一只蚊子疟疾孢子小体的数目，哪个更有出息?
政治家同样认为“蚊子之类的小事，不值得小题大做”。世界卫生组织的传染病防治部门的经费一直少得可怜，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病毒暴发紧急应急方面，全年的经费只有2.5万美元，“如果真的发生危机，15分钟内就会花光这点钱。”
专家们计算：每年有上万亿美元花在武器上，而1989年死去1400万儿童，只要拿出25亿美元就能救活其中的900万。美国每年花在香烟广告的钱也有这么多。
“真正危险的还不是病毒，而是政治”，科学家们感慨。
病菌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与人类的科技赛跑。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
人类注定要与各种各样的病菌共存亡。从进化史的角度来看，细菌等微生物是地球上最早的一批居民，与它们的古老相比，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寿命不值一提。既然我们无法战胜它们，就需要一种新思维：人类与微生物永远有一种密切的对等关系。当人类与自己恶战不休，争夺日益拥挤的地盘和越发短缺的资源时，优势已经转移到微生物一方，它们就是我们的捕食者。如果人类不用心学会在理性的地球村里共同生活，那么最终胜利的则是捕食者。
“我们不是学着一起生存，就是一起死亡。”美国记者斯通说。
(选自《中国青年报》)